陈季冰：中国金融业不配领高薪

　　导语：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环境不同，对美国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其中可能也包括暂时限制高管薪酬；对中国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需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让游戏对所有人开放。

　　假如年轻气盛的奥巴马决意将“限薪令”进行到底，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二种情况：真正的优秀人才会从华尔街大量流失，留下的则是本来就无处可去的平庸职员。德国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2月5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说，全面限薪可能会促使这些金融机构中最好的员工转投海外竞争对手。约瑟夫·阿克曼是去年德国收入最高的银行家，他所效力的德意志银行拒绝了德国政府的援手。“有才能的人会乐于为我们工作。说到底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业……关键是谁拥有最棒的人才。”一位专栏作家甚至这样写道：“华尔街明白，没人愿意为政府干活。”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仍有少数顶尖金融人才甘愿接受低薪继续坚守华尔街。他们中有人或许怀有在最危难的时刻报效国家的高尚理想；也有人会寄希望于在逆境中奋力一博，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才能，为今后的职场生涯赢取一个更加金灿灿的前程……

　　但不管怎么说，50万美元，在华尔街留不住、更招不来几个真正的金融家。何况那些政府暂时接管的金融公司现在急需的还不是一般的能人，而是像昔日杰克·韦尔奇那样能够妙手回春的了不起的大企业家。由此来看，奥巴马“限薪令”的真实前景恐怕不会像他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话语那样，令正在愤慨不已的美国人民大快人心。

　　是的，奥巴马和民主党参议员们可以用“贪婪”、“可耻”甚至更严重的道德指控痛斥华尔街的精英；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或许说得也没错，正是“里根革命”以来政治风向的变化导致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显著拉大。本次金融海啸也确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的缺陷，但它并不会动摇它建国24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法治基础和契约精神。因此，面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华尔街精英，大部分美国人只能无奈地承认：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狡猾、也更善于利用游戏规则为自己谋利。说到底，不管这套规则在社会公正的政治层面上究竟合理还是不合理，至少它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就看谁的脑子转得更快。

　　中国金融业的基本逻辑和高薪依据

　　以国泰君安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华尔街的那些人是靠他们的智力发财的话，中国的金融富豪们靠的则主要是国家权力。我在这里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在全国100多家证券公司中，国泰君安的经营业绩是名列前茅的，而公司员工的平均收入状况却是偏低的，大多数小型省级券商都比他们高。就算不像国泰君安最新澄清的那样，32亿元不是“计提”而是“实发”，情况仍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中有那么多大型公募基金的经理人纷纷跳槽到私募那里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从局部的逻辑来看，国泰君安是非常有理由因为媒体对它众口一词的口诛笔伐大声鸣冤叫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金融业在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虽然这种制度层面的不合理不能完全由国泰君安来承担。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金融行业的基本逻辑，可以作一个十分简洁的概括：多年来国家一直将金融市场视为国有经济融资脱困的工具，而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开平台。立足于这一基本逻辑，国家对金融行业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垄断，以期确保绝大部分优质金融资源始终流向国有企业。不过，这种政策导向由于排除了“竞争”这一市场经济中根本性的手段，不仅没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对国有企业和金融行业造成了双重扭曲——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能够以比真实价格低得多的成本源源不断地获得金融“输血”，其经营管理水平不可能取得国家原来期望的真正提高；另一方面，金融企业本身由于既受到频繁的政府指令干预、又得到行政垄断保护，它们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铺张奢靡浪费等等造成的成本算到所谓“政策性负担”的账上。

　　因此，再说得简单一点，华尔街的那些人是靠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加谙熟游戏规则的漏洞而暴富，而他们的中国同行则是靠政府不允许大多数其他人与他们玩公平游戏而维持高薪的。同样是搞金融的，如果在华尔街，你需要比别人更灵敏狡猾；在中国，你需要亲近别人无法亲近的公权力。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将奥巴马“限薪令”与国泰君安高薪计划作比较时必须抓住的重点。对美国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其中可能也包括暂时限制高管薪酬；对中国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需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让游戏对所有人开放。

　　如果中国也必须限制一些什么的话，依我看，再没有什么比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更加重要和紧迫的了。至于正在热炒的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国有金融企业高管最高年薪280万人民币”的“管理办法”，在我眼里不过是对奥巴马“限薪令”的并不高明的东施效颦，况且这次，那个西施的做法本身就很不高明。(作者系本报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