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现在大学变成了衙门

　　导语：深秋的江城空气有些湿冷，武汉大学校园水雾重重，得过中风和脑梗塞的刘道玉旧病复发：他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让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每天他仍要坚持写下点东西，就在采访前一天，他刚完成一篇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一万多字。老人家中木质书架的显要位置放着他近年的著作，几乎都是关于“创造性教育”的论述。他一个劲地叹气：创造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而现在的中国大学，连创造的影子都难以见到。

　　刘道玉75岁了，耳朵已不灵光，需要紧挨他坐下才能交流。国庆前夕他硬撑着身体，在儿子陪同下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老人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尽管身体虚弱，还是喊出一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响应他的是长时间的掌声。与会的教育家都明白，台上这位耄耋老者，为“变革”二字付出过什么。

　　今年是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20周年。20年前，他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由他倡导发起并在武大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转专业、转学、贷学金、插班生、取消政治辅导员等新政，让1980年代的珞珈山成为了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那时候武大被誉为“大学里的深圳”。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最年轻的中国重点大学校长。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凡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凡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又嘱咐秘书：凡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

　　直到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返校，还是会习惯性地去他家里坐坐，连“80后”、“90后”学生也会给他发来电子邮件，邀他讲学、聊天。他们不会忘记，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的一间教室里老校长动情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近500名在校学生鼓掌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

　　在外人眼里，刘道玉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三番五次拒绝做官”。1979年，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职务，执意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1年，他跃入武大改革洪流，在珞珈山上“开天辟地”。就在这一年，中组部让刘道玉去做团中央书记；第二年，教育部部长换届民意测验中，刘道玉又高居拟任名单榜首；第三年，中组部的官员直接到武汉，让他接受武汉市市长的任命书。3次做“大官”的机会，全被他硬生生地“赖”掉了。他以“体弱多病、不习北方气候饮食”等理由拒绝任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并“坚决不当武汉市长”。他许下诺言：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以有悖常理的倔强，留在了武大，直到1988年3月6日，被以“换届”为由免去职务。人们对此心照不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免是没有“换届”一说的。

　　校长身份没有了，心却不曾死，因为不能容忍高校与日俱增的弊病，刘道玉就以“老教育工作者”、“老教授”名义写信，寄往教育部和报社、杂志、电视台。他痛斥“大一统”体制下的大学运营：“这样的大学能不能赶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天真”地提出：“必须开辟改革的‘试验田’，创办中国实验大学”，在这座大学，体制、学制、教学、招生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创造民主、自由、宽松、富有创造力的育人环境。

　　中国实验大学是刘道玉的乌托邦。晚年，他把这个理想投注在了一所新型中学的创建上。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在距武大两小时车程的谌家矶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每天清早，他从大学出发，坐公交车去中学办公。他还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叫作“创造思维方法”；教学大纲是自拟的，他称为《创造思维方法大纲》。这门别的学校没有、别的老师不会教、中考高考不用考的课程，最受学生欢迎。2000年，这座在武汉轰动一时的“试验”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

　　如今，他依旧迷恋着武大校园，只不过这已不是当年的武大，除了海市蜃楼般的樱花城堡，很多刘道玉时代的印迹早已随风飘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