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特 我的父亲母亲

　　导语：每年的1月9日，李特特都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那一天，身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终身理事的她，即便正在为慈善事业奔走于各地，也会找一个角落，静静地想着以前的事情。那一天，是她父亲李富春逝世纪念日。

　　一个冬天难得晴朗温暖的上午，我们敲开了李特特的家门。在李特特的家中，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有他们在法国时的结婚照、在延安时的工作照，还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然而，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照片。也因此，每当谈起父母，李特特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遗憾与感伤。“特特”，或许，这样的名字就注定了她那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在李特特的记忆中，父母给予她的是一份很复杂的、别人无法体会的爱。而她的父母之间呢？也有着一份不同寻常的浪漫与相守。

　　母亲与父亲的相恋正是在她与外婆一起赴欧留学时开始的。

　　异国迸发的恋情

　　其实，我母亲和舅舅蔡和森成为共产党人以及之后母亲与父亲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婆的影响。

　　我的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堪称中共党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不是党员的老党员。追溯起来，外婆家和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是姨表亲。外婆天性倔强，从小就不甘束缚，为自己的命运不断抗争。外婆在16岁时与我外公因包办婚姻结合，生了三儿三女，我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婚后的外婆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度过一生，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仅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还让他们走出大山到长沙求学。

　　由于当时外婆家与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相隔不远，外婆对儿女们的教育也多少受到了些秋瑾的影响。为了让儿女们接受新思想，外婆在50岁时卖掉了出嫁时她母亲送给她的一只翡翠手镯，又向她的兄长借了些钱，凑了500块银元，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

　　1919年，中国各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外婆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的女婿家借到600块银元，在这年12月，外婆带着母亲和舅舅一同前往法国，据我所知外婆成了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缠足女性，被人们称为“惊人的妇人”。

　　由于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女儿，外婆对她格外佑护。母亲在出国留学前，由于不想过早出嫁，十几岁时在外婆的支持下，将名字由蔡咸熙改为蔡畅，到长沙上学。

　　父亲是在1919年与207位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同乘船前往法国的。由于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所以父亲到法国后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他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了4年工人，只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学些革命理论。除做工外，父亲还在党内和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两个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听外婆讲，父亲和母亲是在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上相识的，当时母亲神采奕奕，一下就把父亲吸引住了。于是，他主动提出送母亲回家。而外婆在见到父亲后也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还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后来，通过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的共事，父亲和母亲相互了解和相爱了。由外婆做主，1923年3月的一天，父亲和母亲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这个大喜的日子。没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馆里。父亲和母亲刚刚坐下，邓小平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听外婆说，邓小平天性活泼，因为年龄比我的父亲小，因此平时总称我父母为大哥、大姐。

　　因为母亲比父亲大一周，因此，从他们刚刚认识时起，父亲就总以“大姐”来称呼母亲。在他们婚后，这样的称呼还依然延续着。父亲和母亲在婚后一直很恩爱，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互赠过什么信物，但我看得出来，父亲一直都很愿意听取我母亲的意见，无论是外边的事，还是家里的事。

　　1924年，我出生在法国。在我出生前母亲为了革命工作，又或者是顾虑他们的事业会对孩子带来危险，差点要堕胎，终止我的生命，但是遭到外婆的极力反对，她甚至说，“即使我放弃做工，也要帮助你们抚养孩子。”在外婆的坚持下，加上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母亲只好生下我。外婆按我母亲法国的名字头两个拼音字母“TT”的谐音，为我起了“特特”的名字。

　　1924年底，在接到组织的安排后，父亲和母亲便离开了不到一岁的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外婆独自带着襁褓中的我回到湖南。

　　那时，我总是悄悄地向窗户外面张望，盼着母亲能够回来，但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