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悲情富豪群体像(组图)(2)

　　迷失地产：许家印与汪远思

　　这一年是地产商们倍感压抑的一年。许家印和汪远思是其中的两位。前者是恒大集团董事长，后者是思达集团董事长。一个在广州，一个在郑州，二人的共同点是同为上世纪50年代生的河南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性格张扬，后者要低调得多。

　　许汪二人在2008年地产业陷入低谷之前均做了一次豪赌——许赌的是上市，汪赌的是地产繁荣的周期，结果两人都赌输了。许家印于3月20日宣布上市计划中止，到嘴边的鸭子飞了。汪远思把“郑州最好的房子”盖好了，却乏人问津，无奈于11月底将“思达系”的地产业务控股权以“零价格”甩了出去，连同一身巨债。

　　许家印的“迷失”与他在国际投行上市策动下豪情冲天有关，前两年尤其是去年第四季疯狂拿地，结果在遭遇“地产冬天”时，与投行的对赌让恒大付出了代价；虽然之后通过私募股权融资使恒大资金链暂时得以缓解，但相对应的是恒大继续出让更多的利益。

　　汪远思的“迷失”同样与赌性有关，不过除却银行借贷之外，他动用的另外一只杠杆是民间集资。尽管他最后实现了“金蝉脱壳”，但在众多小债权人的声讨下，有政府背景的新股东还是要与汪远思对簿公堂。

　　一个被投行“要挟”，一个遭民间及政府债权人反戈，许家印和汪远思的教训不无深刻，且后者要甚于前者。许家印式的地产商在这一年中数不胜数，他的好友、同在广州的昌盛集团董事长邹锡昌便落得与他同样的宿命，于是面临将旗下优质资产、广州地标之一的中华广场出让的无奈。尽管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永不与投行打交道”的言辞有些许夸张，但话糙理不糙——即便你甘愿作卧薪尝胆的勾践，投行也成不了范蠡。

　　汪远思式的案例在这一年中同样不乏其数，浙江丽水银泰集团、河北卓达集团等，已发生或正遭遇相同的尴尬。在相关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形下，民间集资这把双刃剑要比问道投行的风险更高，失控后的局面也更为麻烦。

　　尽管这一年地产商集体失意，但这并不构成个体不反思自身战略和局限性的理由和借口。在这个无法预期到底有多长的“冬天”里，除了苦争春，地产商们不妨重读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来提升或重构自己及所执掌企业的心智模式。

　　社会责任拷问：张茵与牛根生

　　张茵和牛根生，前者是玖龙纸业董事长，后者是蒙牛集团董事长，一个生于1957年，一人生于1958年，都是孔夫子所言“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两人在2008年都曾受到来自各方的拷问，百口难辩。

　　向来低调的张茵未曾料到“祸从口出”，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提了三条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选择进口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至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此言一出，民间一片哗然，在媒体传播和放大效应下，张茵很快成为了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全部扣到了她的头上。

　　这个时候的牛根生，正在央视《赢在中国》节目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3年前他把自己持有的蒙牛股份裸捐了，于是他宣扬“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而“小胜凭智，大智靠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等“牛氏语录”一时风靡大江南北，牛根生以一副行业领袖和道德标杆的姿态高高在上，与张茵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张茵为自己辩解，却发现收效甚微。彼情彼景，“张茵”更是一个符号，向她拍来的“砖头”更像是针对整个富人群体。一个月后，事件稍为平息，张茵却陷入另一起漩涡——香港一家名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民间组织发布的一份《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张茵旗下的玖龙纸业赫然在列。张茵被激怒了，称这一组织为“无良组织”，舆论再度哗然。

　　风波最终以张茵承认玖龙“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收场，她改以一种平和和冷静的心态接受质疑、批评和监察，并私下对朋友说自己经历了一次“蜕变”。

　　牛根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后来受到的良心拷问远比张茵大得多，并最终陷入了自己编织的责任和道德神话的泥沼中。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他在博客上“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的豪言被公众解读为推卸责任，信誓旦旦称做好了引咎辞职准备，也被斥责为作秀。甚至一个月后，他写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董事的信件被喻成“万言书”，不少人对他的“装屈状”再次表示愤慨；尽管牛根生“保卫民族品牌”的呼吁得到了他的企业界好友们的积极响应，但却很难像宗庆后当年一样赢得广泛的“大众粉丝”。

　　有人说牛根生比张茵还“青涩”，有人感慨“中国崛起”任重道远，并称“中国的崛起必是道德的崛起”；或许，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有必要记住一句印第安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下，让灵魂跟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