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 我的父亲海上闻人杜月笙(2)

　　多面的父亲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欢戴金刚钻，好像是一种身份。母亲就跟他讲，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不过抗战前，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他拍了一张一生唯一穿军装的照片。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10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场面很大。

　　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以前，毛泽东要送很多共产党员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在重庆时，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我每天给他磨墨，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后来到了香港，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

　　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

　　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总归是能分红的。

　　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痧药水”、“诸葛行军散”，送到高桥，挨家挨户免费送发，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是划船过去的，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现在的浦东。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儿，其他全部没有了。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像万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海上旧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筱兰英与恩晓峰、李桂芬等，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李桂芬是卢燕的母亲，我喊她大姨，我们和卢燕家的关系很近，在上海时她也经常住在我们家。母亲叫姚玉兰，唱老旦出身，和父亲结婚后她还唱戏，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会之类。

　　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都会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常常请客吃饭，高兴时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

　　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梅兰芳和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和孟小冬的关系应该分开来说。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外祖母比较接近。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一段时间后，和父亲结识，正式有往来是在40年代。母亲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也并不介意。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她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她在北京有一帮朋友也经常到上海来，像吴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间也都很熟。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3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什么条件，但这只是猜测，不能够证实。所以后来听说章子怡筹拍孟小冬传，梅家不答应，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比较微妙的关系。我想《梅兰芳》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的涉及。

　　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1947年父亲过60大寿，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10天的堂会。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们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除了我们家人之外，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几张照片。婚礼的照片现在还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与马连良、万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钱培荣的合影。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现在出版的那些书，像《梨园冬皇孟小冬传》，讲我父亲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们说的那一套不可靠。

　　孟小冬与父亲结婚后，我们喊她“妈咪”，管自己的母亲叫娘娘。平时，孟小冬喊我母亲叫姐姐，在与父亲成为夫妻前，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她们的关系都不错。孟小冬跟母亲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总归要吵架，她们中间有时候也有很多事情摆不平。

　　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她从前抽大烟，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但还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先是一个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湾。孟小冬到台湾以后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她早年在北平时领养过一个孩子，关于她怀了梅兰芳孩子的事是谣传。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像我太太、二姐去她那里打牌她就知足了。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我们对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亲天天去。

　　前几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传》，讲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没这回事。有几个人经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说戏。她的个性是这样的：她绝对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问她“孟老师我唱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永远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间生病了，去世了。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拜过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们商量：我们在灵堂磕个头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来灵堂给孟小冬磕头，都是弟子了？所以说所谓“十大弟子”其实是一个大笑话。

　　孟小冬是1977年在台湾去世的。坦率说，对《梅兰芳》这部电影我并不特别关注。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拍，那这部电影肯定是没办法拍下去的，只能一半事实一半虚构。我更感兴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