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背后的人文精神与乡愁

　　在中国有两个故宫，一个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整整60年以来，由于两岸之间的隔阂，几乎没有多少大陆人知道台北“故宫”的情况，包括北京故宫的专家对台北“故宫”也都缺乏真正了解，甚至“两宫”之间的民间交流也很少。

　　很多年前，胡骁还在《光明日报》做记者，他喜欢研究历史，1988年左右，他逐渐对台北“故宫”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介绍台北“故宫”。但是他着手这项工作，却发现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台北“故宫”的资料。他认为，这批文物自从1948年运到台湾后，大陆老百姓就再没见过，反倒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很不正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文物概念，它代表着中国顶级的文化、艺术和哲学。做记者出身的胡骁，对这种揭秘性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所以他一定要把台北“故宫”的情况公之于众。于是，作为总撰稿，由于他和所在的九洲文化传播中心的努力，12集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人们可以通过这部纪录片了解到台北“故宫”全貌。为此，记者专访了胡骁先生。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对台北“故宫”产生兴趣？

　　胡骁：这是一个宝库，号称65万件文物，而且都是代表中华文明顶级东西，在世界博物馆界占有第四或第五大的地位，又是从大陆搬过去的。可是大陆13亿人对它的历史一无所知，对它里面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人品以及他们的学养更加一无所知。到今年正好60年，一个甲子，没有人见过。我看了很多资料，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用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当时想写报告文学，后来又觉得要用影像来表现呢？

　　胡骁：因为你越看越觉得文字很难去描述，比如说一幅画你怎么去描述呢？而且你描述了半天，读者也不知道这幅画到底是啥样，所以就必须要用影像。比如汝窑的瓷器，形容它就是“云破天青”的一种感觉。“云破天青”是什么感觉，谁能揣摸得到？影像是比较好的方式，2003年我调到九洲文化传播公司，它是专业从事对台宣传的一个部门，有很深的跟台湾的人脉关系，可以让我获取这些资料。但是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很难。不过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这段时间，我们获得了台北“故宫”很多文物的影像资料。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年你在做哪些准备工作？

　　胡骁：做了很多基础的研究。比如它的历史，它迁台的历史从来也没有人考证过，到底运去多少箱文物，具体是什么，只知道是顶级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有那些学者，比如那志良、庄尚严，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比如跟知情人联系，寻找这些人的下落、归宿，还有他们的子女、部下。后来居然还找到了三位健在的、当年押运文物去的人，最大的一位都90岁了，最小的也已经85岁了。跟这些人建立了一些联系，还有跟台北“故宫”的一些老专家、退休的“院长”、“副院长”，我们都做了很密切的沟通。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不允许我们去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当时是陈水扁当政，台北“故宫”在台湾是直属所谓“总统府”管辖的，它的级别非常高，“院长”的级别相当于咱们这边的副总理。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博物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高阶层的政府部门，不便于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沟通不便，为什么后来很快决定拍摄《台北故宫》这部纪录片？

　　胡骁：2006年，台湾有一股很特殊的势力，我们叫“文化台独”。这些人从文化上要割裂台湾，他们制造出一个所谓本土文化，割裂和大陆的关系。有很多论文都是些很专业的人士搞的，甚至台北“故宫”当时的“院长”也都是民进党人，他们对台北“故宫”也是想方设法去割裂。没法割裂，他就淡化。比如说台北“故宫”每次展览，不管在哪里展览，都有很大一个展板，展板上用电灯绘制出文物迁徙到台湾的地形图。1933年从北平出发，怎么样到了南京、上海，然后从南京、上海怎么样到了四川、贵州、陕西，后来又迁回南京，又从南京运到台湾，又建了这个台北“故宫”。秦孝仪任职时，都要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展板，就是告诉老百姓这些是来自于祖国的。后来这个展板就没有了，每件文物底下都有简介，他们就改动简介。比如说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老家是哪儿，什么朝代、什么地点创作的，这些都说得很清楚，一看就是中国的。他们把这些都删了，比如就写王羲之，也不说东晋。他们老搞这些小动作。这个事情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当时有很多论文都出来了，有人说这是外国的文物，还有人说这是亚洲艺术品，极力篡改历史。九洲公司的一个职责就是进行两岸文化沟通文化交流，于是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这个片子来，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