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大清政府拯救股市始末

　　1910年的夏季，大清政府为拯救股市忙得汗流浃背。

　　那一年，席卷全球的橡胶股市“奔牛”终于趴下，熊市卷土重来。东南亚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为全球橡胶股市的“发动机”之一，吸纳的中国资金高达4000多万两白银，将近国家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如今，“发动机”骤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两天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做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但上海的股灾幕后，还有着政府行为失措的深层原因。

　　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