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中国将进入我的小说

　　5 月下旬，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第一次访华。十天中，他游历了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个城市。9 年前，土耳其也发生了地震。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回忆道：“地震时，我在桌子底下摞了几叠百科全书，当中留了个空间。如果发生地震，我就躲进去。我完全了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焦虑无助、悲观。那么多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让我很有负罪感。”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5 月28 日22 点，阵雨之后的绍兴，空气新鲜。帕慕克绕着绍兴酒店走了大半圈。此时，没有演讲、采访、签名。帕慕克放慢了脚步，轻柔地踩着地，看起来，没什么力道。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金龙说，从帕慕克抵华以来，这种清静很难得。

　　7 天前，帕慕克和女友、2006 年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抵达北京。这是帕慕克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

　　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帕慕克在北京、绍兴、上海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自帕慕克200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出版其中文版小说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想方设法欲邀请他来华。2007 年3 月、8 月，坊间数次传出帕慕克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但因为帕慕克受到土耳其国内极端民族分子的死亡威胁，流亡国外，导致计划全部泡汤。今年3 月，一场以帕慕克为头号暗杀对象的密谋被破获，参与密谋行刺有13 人，其中3 人被警方逮捕，现已开庭审理。帕慕克说，为了保护他，他家直到现在还有警察站岗，“在土耳其等一些高压政策的国家里，敢说真话的作家肯定会受到生命威胁。但作为普通人，我希望有生活的权利，我不怕，我只想写作，写出自己的想法。”

　　如今，帕慕克一年有四个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课。他说教书权当旅游，日子先这样凑合着过。

　　刚到中国，在表达完对四川地震灾区的同情后，帕慕克就急不可待地说：“在北京这几天，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参观博物馆，特别想看中国的传统绘画，我是中国绘画的fans。相对西方绘画来说，中国绘画是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5 月26 日晚，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帕慕克的私人宴请上，有学者对他说，你了解细密画，但不了解中国绘画。帕慕克回答，此次中国行，就是来补课的。他几次对铁凝说，会把中国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里。

　　“我喜欢旅行，旅行总能给我各种各样的想法”，正如以往每次为写作去各地搜集素材一样，帕慕克的中国行也是有备而来。

　　缺席自己作品的研讨会

　　到中国下了飞机，帕慕克对他的中国之行的陪同许金龙说：“我就是一个大孩子。”

　　5 月24 日中午，帕慕克在北大附中四楼学生食堂里吃饭。饭前，帕慕克和食堂大厨学包饺子。

　　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两次为帕慕克设宴，一次在宫廷菜馆仿膳，一次在茉莉餐厅。帕慕克好奇于老北京点心“驴打滚”如何滚起来。见到好吃的点心，他动手就拿。

　　姚映然是《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责任编辑。以前读帕慕克的作品，姚映然觉得他是一个羞涩的人。但见面后的感觉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写作精准，思辨逻辑力强，很有控制力，但对日常生活特别感性，一发现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像小孩一样。如果反感，就会一下子消沉，转身就走。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帕慕克满头花白头发，笑起来，一脸狡黠。他平时不喜欢应酬，也不爱出席派对，甚至没什么朋友。以正常成年人的标准看，他不世故不圆滑，开心与否全在脸上。有朋友说帕慕克“奇妙地结合了文学天才的智慧、孩子气的天真幼稚”。

　　5 月23 日，为期一天的帕慕克作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举行。当年大江健三郎访华时，其作品研讨会也在这里举行。

　　帕慕克和大江是朋友。但是，帕慕克在研讨会上的表现和大江健三郎完全不同。研讨会开始前，帕慕克就自己的写作经验做了20 分钟发言。讲话结束前，他出人意料地说：“对我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的作品里也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可以让大家进行不同的解读。每当我听到不同的解读时，我都觉得这些解读者在阅读我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我想隐藏起来的。所以当面听大家的解读，对我来说，有点困难。”说完，帕慕克便离席而去。与会专家学者面面相觑。研讨会在帕慕克的缺席中进行，下午3 点就提前结束。

　　有学者指责帕慕克“无礼”、“随便”。人们拿他和当年的大江健三郎相比，“大江毕竟是苦孩子出身，随和”。

　　也有学者为帕慕克辩解。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说：“帕慕克本来就不想参加研讨会，我们尊重他的决定。钱钟书也不喜欢参加研讨，吃鸡蛋没必要认识下鸡蛋的母鸡。” 副研究员侯玮红猜测，帕慕克的离席是“因为害羞”。

　　在世界范围，帕慕克几乎不出席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在去年6 月由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首届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两天的会议中安排了半天讨论帕慕克的作品。帕慕克也没有出席。

　　在北京，帕慕克客气地说，“出席研讨会，我虽然不觉得尴尬，但觉得怪怪的。如果35 年前，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举办一个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我会觉得那是做梦。我并不想因为自己而打破这个神话。事实上，大家今天如果没有发现我在场，可能会更好。”

　　从研讨会上出来后，帕慕克带着德赛逛北京，并且谢绝了外文所在崇文门烤鸭店的宴请。为了尽情游览，他不吃中饭，还对催促他的工作人员抱怨。

　　帕慕克游览颐和园时，不巧，排云殿不对外开放。此地是慈禧举办60 岁大寿之处。帕慕克于心不甘，隔着窗户，一边说“我恨你”，一边沿长廊绕大殿，从窗户外往里看。“他那个爱啊，看了很久不肯走，”许金龙说，“眼看在新浪网直播专访的时间就要到了，只好拉他走。他非常不愿意，嘟着嘴。到了新浪楼下，他说，需要一杯咖啡把脸色转过来，不能用这个脸色去面对中国网民。”

　　书呆子作家逛北京

　　25 日晚，帕慕克和女友德赛在一间淡黄色小楼的露天阳台上，吹着晚风，看不远处的阳台上北京人进进出出。这是一个英国女人改造的北京有名的微型图书馆“Book Worm”(书虫)。露台上，帕慕克又举起了他那个蓝黑色的数码相机。他喜欢自拍，走到哪里拍到哪里，而且技术很好，常常拿给德赛炫耀。

　　帕慕克听姚映然说，在琉璃厂可以买到画作，就要求去琉璃厂。他在琉璃厂买了一大堆书。帕慕克和德赛都是爱书之人。德赛在西单买了英语版的鲁迅作品，鲁迅是帕慕克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1960 年代后期，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出版。帕慕克十几岁时，就读过《呐喊》。帕慕克说，在土耳其没有很好的图书馆，所以他一生都在买书。“我是一个买书人，还是一个复印书的人，这有点可笑。我在家里有16000 册书。”

　　22 日，帕慕克欣赏了故宫中部分不对外展览的藏品。在专家的讲解下，帕慕克了解了南北派画法，他看得很慢。25 日，游览雍和宫和孔庙时，他为了多看，宁可不吃中饭，下午饿着肚子签售图片。除了社科院安排的八达岭长城等游览项目外，帕慕克还提出要看看恭王府。他坐在人力三轮车上，穿梭于后海熙攘的游客中。

　　帕慕克对北京如此的着迷，也许是他又在为写作“做调查”。

　　每次写作前，帕慕克都会做大量调查。他说作家分为两种，一种完全依赖于个人经验，另一种会做些调查研究。“我当然是第二类作家，很明显，我是一个有点书呆子气的作家，愿意为了写作进行哲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比如阅读、拍照、摄像等。虽然90% 的考察结果，并不会用在小说中，但是我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调查让我熟悉创作主题，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

　　2000 年，帕慕克开始为第7 本小说《雪》准备。小说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 年。为了真实地描写“卡”的生活，帕慕克去了法兰克福。在书里，每天清晨，“卡”从家出发，去市立图书馆，图书馆是卡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现实中，帕慕克和当地导游一起体验这段路程，他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大街，经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肉店以及一些土耳其烤肉店。他们还去了“卡”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做了很多冗长、看起来不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我会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会问自己：1980 年代的电车真的是这样开过街道吗？”

　　对“卡”的另一个活动地点“卡尔斯”——土耳其东北部小城，帕慕克也作了同样的调查。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又一个商店地摸索卡尔斯；他和失业者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度过，而且没有任何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希望；他和大学预科生聊天，和穿便衣警察聊天，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些警察都跟着他；他和报纸的出版发行人聊天——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250 份。

　　后来，这些素材写进了《雪》。那些警察和帕慕克也成了朋友。

　　“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

　　“想像一下，如果早晨醒来，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那该怎么办？”22 日上午，帕慕克在社科院演讲中提出这个卡夫卡式的问题。

　　把自己假想成他人是帕慕克从小的游戏。

　　1952 年，帕慕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富裕之家。他从小喜欢和矿泉水瓶说话，把苹果、桌子想像成有生命的物体。1983 年，经过八年努力、更换了三个出版商之后，帕慕克出版了处女作，但只卖出了8000 本。直到1994 年第5本作品《新生活》出版后，他才引起土耳其读者的注意。1998 年，《我的名字叫红》确定了帕慕克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获得都柏林文学奖，这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

　　“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像，放下自己的身份，便能够释放自己，”帕慕克说，“每一部伟大小说的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最大的喜悦就是记录别人的样式，并赋予他们生命，他最强烈也是最有创造力的冲动是试验自己身份认同的次数”。

　　70 年代，当帕慕克开始决定要当小说家时，常常被他人问及，为谁写作？

　　“70 年代，这个问题反映出普遍化的市侩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一个努力要加入现代进程、贫穷的、非西方国家所不能承担的奢侈品。也有人说，一个‘像你一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可以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比如做一个医生，同传染病作战，或者做一个工程师，建造桥梁。当我的母亲问我为谁写作时，她那悲伤关切的语气告诉我，她其实是在问，你打算如何养活自己？当朋友们问我为谁写作时，他们讥讽的语调暗示道：没有人想读像我这样的人写的书。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经常地听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间，那些为数众多的采访者们似乎担心我可能会误解他们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喜欢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是仅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如今也会考虑到经由你的译作而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不管我们是在土耳其境内还是境外谈话，伴随这个问题的总是那些怀疑、傲慢的微笑。我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实可信的，我必须回答：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

　　如今，帕慕克写作已有30 年，正在踏入第31 年。他每天必须服用“文学药剂”。因为对文字的依赖，他说自己已经是个“半死之人”，只有文字能让他重生。“即便我现在旅行，但每天至少有1个小时在飞机、宾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写东西。只有写点什么，我才感觉状态良好，心情愉快。舒服。”

　　(实习生黄智倩也有贡献)

　　对话帕慕克

　　“我是小说的仆人”

　　B=《外滩画报》

　　P= 奥尔罕-帕慕克

　　B：在《别样的色彩》序言里，你说自己对天灾人祸特别敏感。为什么？

　　P：除了小说以外，我还写了很多反映火灾、车祸、地震的文章。在波斯湾战争后，伊拉克数百万居民被迫搬到一座山上，我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在准备《别样的色彩》时，我发现自己对灾难感兴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物都能引起我的兴趣。

　　B：9年前，土耳其也发生了地震，当时你怎样安抚自己的内心？比如恐惧、无力？

　　P：当时，我住在一座叫塞戴夫的小岛上，离震中只有25英里。震后第二天，我和朋友一起去震中。我完全不能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科学家预测，还会发生更大级别的地震。这种警告让市民们处在恐惧之中。每次余震，人们都以为是大地震。

　　那时，我在桌子底下摞了几叠百科全书，当中留了个空。如果发生地震，我就躲进去。

　　我完全了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焦虑无助悲观。那么多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让我很有负罪感。为了克服恐惧，我写了两篇文章，收在《别样的色彩》。

　　B：你从7岁到22岁一直想当画家。你的大学专业是建筑。但是你没有成为画家、建筑师，却成了作家。是什么改变了你？

　　P：我出生于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我的父母寄望我成为一名工程师。在22岁之前，我非常坚信地相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22岁，我就读于建筑系。那年，我突然停止了绘画，开始写小说。我用一个画家的思路写作。其他作家把我叫做“一个画画的作家”。他们说，我的书看上去绘画感非常强，画面感非常强。我很同意这一点。《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关于绘画的。

　　当我放弃绘画、建筑，开始写小说时，人们都为我为什么。当人们问我时，我完全像被汽车探照灯照住的兔子一样，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人一生中比较重大的决定是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的，当然我现在还是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

　　我写了《伊斯坦布尔》，用一部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当画家，想当作家。

　　B：你常在书里融入个人经历，书中人物的感受也是你本人的所思所想吧？

　　P：在精神层面上，我很接近我笔下的主人公。当我描述伊斯坦布尔时，我其实是在写自己。我在小时候，是一个忧郁自省的人。这可能和我的家族史衰落有关。我出生时，家里有幢大房子，后来家道中落。我的经历和土耳其的没落正好符合。

　　B：《伊斯坦布尔》造成了你和家庭、哥哥的不和，现在你和家人的关系改善了没有？

　　P：作为作家，我们会写自己熟悉的事。我最熟悉的就是身边人，我喜欢写他们。写作时，他们会提醒我，把他们写得好一点。可事实上，事情并不总是好的。我只能写那些真实的事情。

　　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打架，也挨打。哥哥打我比较多。母亲也会打我。那不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但都是事实，很正常。可是在西方，没人写这些，他们把挨打当作耻辱、家丑，把这看作强奸一样，从来不讲。我在《伊斯坦布尔》里写了这些，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目的是探讨人性。身为作家，我的工作就是把人们不愿谈的写出来。我写出来了。书卖得挺好。但很不幸，伤害了我的哥哥。现在，我们还是会见面，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很奇怪，从土耳其到美国，从西班牙到中国，所有的记者都在问这个问题。

　　B：《雪》是你的7本小说，这是一本政治小说，引起轩然大波。你是如何从历史小说《白色城堡》、自传小说《伊斯坦布尔》转而创作政治小说的？

　　P：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不关注政治。以前的土耳其作家太政治化了，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是被纳博科夫称之为社会解说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政治只会毁了艺术。后来，当我渐渐了解土耳其的外表与真实，人们开始关心政治问题。我之所以写政治小说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到土耳其政治在毁坏民主政治、人权、甚至国家。

　　B：你曾经说过，很怕被媒体利用，这是为什么？

　　P：很遗憾，在一部分土耳其媒体把我看成是一个搞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对我进行各种攻击，这是因为嫉妒。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土耳其人民。嫉妒是男人间的可怕东西，是政治的借口。现在，我尽量平静地对待媒体采访。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想怎么做就让他们去做。

　　B：在你的书里，伊斯坦布尔除了是一个地名外，还象征着什么？比如回归？

　　P：我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浪漫，我已经53岁了，53年里我基本没有离开过伊斯坦布尔，全世界我最了解的地方就是伊斯坦布尔。所以，把伊斯坦布尔作为我小说中比较多的场景，很正常。即使在写《伊斯坦布尔》时，我也没有怀着这种浪漫心情，想着它是我的出生地、成长地，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有时远离伊斯坦布尔，但离开的时候，我很想念它。

　　B：你穿梭于东西方。作为一个东方人，当你身在国外时，是否觉得自己是欧洲人？

　　P：民族意识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不在土耳其时，比在伊斯坦布尔时，更像一个土耳其人。但是，当我在家时，我的民族意识中的欧洲性就表现得更明显。我的反对者，尤其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此作为借口来攻击我。这使我很沮丧，因为几乎没有人像我一样如此透彻全面地在书中诠释自己的文化。但说到我的欧化倾向，我对于欧洲文学和生活方式的热爱，我确实无可辩驳。

　　B：你的书被翻译成56种文字，东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有什么不同？

　　P：在中国，最多读者欢迎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但在美国、欧洲，读者最喜欢《雪》和《伊斯坦布尔》，他们把这两本书看作了解土耳其的窗口。看到我的作品带领欧洲人接近我的国家，我对此感到很欣慰。但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解释土耳其、它的文化和它的问题。我的作品是普遍意义上的关注，而非解释土耳其政治。

　　如果想了解历史和冒险经历，可以看《我的名字叫红》；如果想了解我的成长经历，可以看《伊斯坦布尔》；如果想寻找自我，探讨伊斯兰神秘主义结合现代生活，可以看《黑书》；如果喜欢诗一般的语言，想了解土耳其整个环境，可以看《新人生》，书中写了从伊斯坦布尔到阿拉多尔沿途的风景；如果想探讨家庭成员的内心，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可以看《寂静的房子》。

　　我有一个助手，非常喜欢看小说，他跟我开玩笑，说我再也写不出比《黑书》更好的小说来了。

　　B：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死亡之吻”，很多人在获诺奖之后，写作陷入低谷。你怎么样？

　　P：15天前，我写完了一本600页的小说，已经给了出版社，8月底9月初在土耳其出版。拿到诺奖时，这本书写了一半。得知获奖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出版商，让他别担心，我一定会尽快写完。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写出一本好的小说。获奖后，我没有接受太多的采访。主要精力用于写作。

　　我的新书内容涵盖1975年至1985年，讲的是伊斯坦布尔一个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本爱情小说，但和唯爱情至上的书不同。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写小说。现在正在准备一个150页的关于小说艺术的小册子。在美国讲课需要学术的东西，所以，我得完成它。

　　B：作为小说家，你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小说已经走到尽头”的论调。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P：这种说法是错的，我从不担心小说的命运。小说是19世纪中期经法国、英国发展出来的文学类型。至今，100多年过去了，小说不再是法国佬、英国人的财产，而是全世界的财产。每年中国要创作出1万部小说，拉美、北美也是如此。土耳其更是人人都在写小说。文学全球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虽然不是每个小说家都会成功，作品都会大卖，但是也有成功的小说家，上百万人都在看他的作品。现在，小说的种类很多，有侦探、爱情、流行等。书比电影、绘画的产量都大。在出版行业里，除了教材、课本以外，销量最大的就是小说了。世界各地任何人都能读到小说，使用小说。

　　小说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言说、辩论的文本，具有强烈的弹性，可以吸收民族、国家问题，民族戏剧性事件，把整个国家包容在一起。比如，我写《雪》，我以为每个人看后都会愤怒，是的，每个人都愤怒了，而且在讨论它。我认为小说是人类发明的可以延续、变化、幸存的伟大艺术。任何事物都可以放进小说。小说就是百科全书。用马拉美的话说，最终，世界的一切事物，具有想象力的小说家或者想象力的文学个体，事实上都会在一本书中终结。那也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有时候，我自嘲，我是小说这个伟大艺术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