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活跃的天使投资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08日 11:36 《外滩画报》

  他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和英特尔撞了车,第二个企业耗上的是微软。第一个企业他买了1200万美元,思科以32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他创办的第二个企业。如今的他不再是创业者,而是天使投资人。身为赛伯乐投资公司董事长,未来,“我的目标是要培养一些企业家,培养创业的企业家。”


朱敏红

  回国三年,真正让朱敏红起来的,是那桩轰动一时的收购案:2007年3月,思科宣布以32亿美元现金价格完成对网迅的收购;这也是思科自2005年以69亿美元收购有线电视设备厂商科学亚特兰大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商业收购。作为网迅的创始人,朱敏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2008年初,他被评为“07年风云浙商”,一同入选的还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获选理由是:“他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地位与影响力为中国企业搭起了国际平台。”此时,朱敏的身份已经变成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回忆刚回国创业的情形,朱敏说那时他吃了不少苦头,不是自己上当受骗就是被别人当成骗子对待。他说,“人生仿佛就是在吃饼,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在吃第七张饼,但没有人知道你之前吃过另外的六张。”

  “投资就是寻找千里马”

  见到朱敏,是在阿里巴巴集团组织的一年一度网商大会上。作为风险投资商代表,他和IDG的熊小鸽、软银的阎炎一同被请来给网商们讲讲如何吸引风险投资。与熊小鸽和阎炎挥手致意不同,朱敏以三个大鞠躬亮相,他说他自己也是来学习的。当天的三人互动环节,熊小鸽被称为“小鸽”,阎炎被称为“Andy”,只有朱敏还是“朱总”。

  也许,对国内VC(风险投资)这个圈子而言,朱敏还是一张新面孔。但在美国,他已是名利双收。他一手创立的网迅,是全球商用网络视频会议系统主要提供商,打败的竞争对手里包括微软,比尔-盖茨曾对他说,“Min,我服了你。”

  在硅谷取得巨大成就的朱敏,还是一直想回国创业。到美国20多年,他坚持使用中国护照,他说,“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国籍)。”2002年,朱敏在浙大附近建立了“Min’s Lab”,并以此为平台开始天使投资人的尝试。2003年,朱敏为杭州一家研制激光测试仪器的公司投资,获利丰厚,这坚定了他要回来的决心。“现在的中国市场机会更多,诱惑更大,我觉得只要回来,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

  2006年初,朱敏与美国著名早期风险投资商NEA各投50%,成立赛伯乐,第一期融资1亿美元。“赛伯乐”是朱敏自己起的名,作为天使投资人,他希望自己具有伯乐识千里马的慧眼。“我们的定位是找人做项目,而不是找一个好项目去投资,所以就是寻找千里马的过程。”朱敏说他不想做成传统的VC。“做VC的人都很尊重我,我不会去和同行抢项目。我的目标是要培养一些企业家,培养创业的企业家。”

  但这次尝试并不比他之前的任何一次创业容易。刚回国,朱敏发觉自己很难适应“中国国情”。他习惯了美式作风,穿着打扮一概不讲究,常常开辆破车去谈生意。许多中国商人并不知道他的底细,于是被当作骗子对待。曾经有一次,他和对方谈好一笔生意后,被对方送出门;结果对方一看到他的那辆破车,吓得脸都白了,生意也吹了。

  更多的时候,朱敏则被别人忽悠。有一次,他告诉一个他想投资的公司:“只要是挣钱的都可以试。”后来这个公司竟然推出了类似黄色电话的服务。另一个公司为了获得投资,做了一套假的财务报表给他看,蒙骗过关,等朱敏发现时,钱已经烧光了。“他很直,别人说什么就轻易相信,又没有国内的团队辅佐,很多时候只管出钱却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朱敏太太徐郁清曾这样评价他。

  走了许多弯路后,朱敏感叹说:“回国这几年,真得改变了许多。”他开始学着和各类媒体打交道,学会政府公关。即便如此,赛伯乐目前仍然采取“投资加介入管理”的模式,“我们不太考虑拒绝我们介入的公司。”

  “如果说网迅时期的朱敏是90%的激情加10%的理性,现在的朱敏就是10%的激情加90%的理性。”如果遇到充满激情但未必能赢利的项目呢,“也会投,不过先投一点点。”想了1秒钟后,朱敏给出这样的答案。

  “脑子活络”的技术厂长

  去年的一次媒体评比中,朱敏获得“中国最活跃的天使投资人”称号,当天与他一起领奖的还有红杉投资的沈南鹏,奇虎的周鸿祎等,他们中的多数都是70年代生人。站在后辈中,已是“六十知天命”的朱敏会做何感想?

  一场文革,让朱敏的生命轨迹几乎向后推了10年。他是浙江宁波人,还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子女。但读到高中二年级,文革开始;与同龄人一样,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开始长达7年的农民生活,期间还做过1年多的建筑工人。“如果没有那段岁月,现在的我会跟多数首席技术官一样,蒙头搞技术,不可能去搞生意经,更不可能拉投资、做销售。”

  有段时间朱敏被分配到运输车队,每天要拉近1吨的货物。宁波乡下有个特点,水多桥多,朱敏根本没有办法独自拉货过桥。每次过桥前,他都会大喊“叔叔阿姨”,盼着有好心人能帮他推一把。就这样,23岁的朱敏第一次尝到人生的残酷。那段时间,他特别爱看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反复鼓励自己要像书中的人物那样从容面对人生的危机和挑战。

  那时候,朱敏已经结婚生子,为了给家人提供好一点的生活,他开始各种尝试。他说服车队让他承包所有修车业务,因此赢得了“脑子活络”的名声,此后便顺利成章的成为当地一家工厂的技术厂长。在他的带领下,那家工厂的收入不仅实现了零突破,而且获利近20万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正是在那家工厂,未满30岁的朱敏得以完整训练自己构建业务、组织队伍的能力。

  最黑暗的日子

  1977年,朱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84年,他又幸运的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那一年,他36岁,依然对未来没什么明确规划。他只觉得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听说许多人去了那里,开个餐馆都能挣大钱,我就想如果我能去美国,肯定也能干出一番事业。”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此后他将走一条多么跌宕起伏的道路。回过头去看,朱敏说,“我人生中最传奇的经历和最黑暗的日子都发生在美国。”

  1986年,一个做ERP产品的公司遇到了技术问题,找了许多人都没能解决。他们打听到有个叫朱敏的中国人在斯坦福大学念书,还在帮IBM公司写程序,他们想这个中国人肯定特别牛,于是特地跑到斯坦福找他。那时的朱敏虽然给IBM写过几个程序赚外快,但他对ERP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数据库,我想肯定就是个什么仓库,堆着许多数据资料,我居然还提出要看看那个仓库。”朱敏说,“现在想想对方竟然还肯信任我,简直是匪夷所思。”

  为了不辜负那个公司的期望,朱敏硬着头皮说,“要不先把这个项目的工作手册借来看看。”对方答应了,问他:“你要借哪一本?”“全部!”朱敏的回答让那个公司的工程师惊得瞪大了眼睛,他指着公司资料室那一整架的书说,“你是第一个要求全部都看的人。”

  朱敏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那是圣诞节前夕,他一个人载着一堆书开车回家。整个圣诞节,他和念计算机的儿子朱磊泡在了这堆书里。经过一番钻研,他终于解决了那个技术问题,并被那家公司奉为技术权威。也是在那个时候,朱敏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未来的路在哪里,“做一个软件公司并把它卖出去。”

  1990年,朱敏创办了Future Labs软件公司,这也是全球最早开始做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软件的企业之一。很快,英特尔公司决定开发类似产品,并宣布投入1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刚创业的朱敏觉得问题很大,但他决定硬着头皮走下去。第一笔100万美元的投资用完后,他再也没找到其它的投资者。

  接下来的几年里,朱敏的日子很难熬,公司的资金出现严重问题。最困难的时候,他靠自己借私活来给员工发工资。“有时候,我跟员工说出去谈生意,其实是去帮别人写程序,换张支票回来发工资。”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想过放弃,“我是认准一条道走到底的人。”直到1996年,Future Labs以1200万美元卖给Quarterdeck,朱敏的苦日子才算暂时熬到了头。

  “一夜成名”

  卖掉Future Labs,朱敏还是闲不下来,再次创业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一年后,他找到印度人苏布拉-埃亚,专注视频产品的网迅诞生,专门提供网络会议软件服务及支持。

  网迅的前期走过了一段和Future Labs相似的路。这次,他碰到的对手是比尔-盖茨,微软推出了功能相同的免费软件“NetMeeting”。那时候朱敏去找投资,当对方问起“你们在这个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是谁”?答曰“微软”时,对方的眼睛瞬时睁大。“同样的产品微软多少钱?”“免费。”每次,谈话都到此结束。

  高科技公司发展初期最需要的就是钱。有几次,埃亚熬不下去,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喝酒,回来借着酒劲跟朱敏说,“Min,我们算了吧。”每次朱敏都默不作声,“再等等。”他心里一直这么告诉自己。结果,这次很幸运,他们等来了90年代末硅谷投资热,大量的VC涌入硅谷。有了资金,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得多。2000年,网迅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做网讯是实力和运气各占一半,如果不是时机成熟,网迅可能会成为第二个Future Labs。”多年后,回顾网讯的发展,朱敏由衷地感慨自己的幸运。

  业界传言,思科收购网迅,朱敏从中获利超过1亿美元,他本人几乎是“一夜成名”。但朱敏却表示,“成名太快不是好事,前面没有积累,突然被人抬得很高,心里难免惶恐。就像现在,网迅被思科收购后,人们开始关注我,如果在中国不做出点成绩,人家肯定说‘原来他在美国那么牛,其实不过如此嘛。’那怎么行呢!”他坦诚,虽然已经六十,但不在中国做出一些成绩他是不会退休的。

  现在,朱敏手头已经有几个前景不错的公司,他希望一年能推一个公司上市。关于未来,做农民?做学问或是做慈善?朱敏的回答有些不置可否,“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此前,他给母校浙江大学捐了1000万人民币,成立了一个创新学院。接下来,他还计划在斯坦福大学捐建一座中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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