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迟到的3G与TD的代价

　　10年等待之后，TD这支接力棒终于传到了运营商手中，而最终选择权依然要看用户，“今后的一切都将取决于这次试商用”。

　　记者◎黄燕

　　一个157开头的手机号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电信业内部的“友好用户”，机主就是中国3G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六万分之一的幸运儿。4月1日，中国 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深圳、厦门和秦皇岛启动了TD-SCDMA(以下简称“TD”)社会化业务测试与试商用，立刻被公众解读为“3G放号”。当天，北京多家营业厅的号码在几小时内被一抢而空，6款TD手机、2款上网卡都出现断货，位于清华南门的3G体验厅甚至在3月31日半夜就迎来了排队的客户。

　　如果把这6万人放到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就像在沙漠中泼下一杯水，瞬间就会消失。走出营业厅的首批用户们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呼叫对象，只有6款TD手机可供选择，覆盖范围小、上网速度慢，特别是视频通话，这一曾经被媒体大力宣传的3G特色业务仍然不够稳定。面对用户的不满，TD产业联盟4月10日发出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请外界对中国3G再多一点耐心和宽容，毕竟这次放号只是“试商用”。此前5个月，中国 移动首批采购的6万部TD手机中，大约2万部发给了运营商挑选出的“友好用户”，其余才进入社会化放号。“TD在技术上已经达到商用要求。”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对外表示，“试商用将促进产品和业务应用的成熟，并刺激整个产业链加大投入力度。”现在产业联盟中的48家企业正处于最紧张的关键时期，每家都在积极研发提升产品性能，“谁都不想因为产品不够强被运营商淘汰下去”。

　　TD依然是业界关注焦点，可持续了几年的3G热却早已冷却，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电信业公认的说法是10年一代，3G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现在学界关注的是七八年之后才会应用的4G。”原信息产业部传输研究所无线与移动部主任万屹告诉记者。实际上，直到两三年前，3G都还是整个电信业最热门的话题，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高通都曾力推中国上马3G，结果几年过去，3G牌照依然“待字闺中”。于是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市场从增量变成了存量市场，而印度、非洲等新兴市场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新宠。许多人都还记得，以推动3G上马为主旨的游说活动在2004年后达到了高峰，那时有关3G的大小论坛每年不下10个，而现在就连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电信展也只能用“冷清”来形容。

　　3G已经失去吸引力了吗？如果简单以商用时间来判断，3G在中国确实姗姗来迟，但这种落后并不见得被动。“和黄是最早商用3G的运营商，当年李嘉诚斥巨资购买频谱，到目前为止，如果以年度平均计算，和黄的3G业务仍然亏损。”万屹认为，不能单纯以时间来判断产业成熟度，“欧美国家真正规模商用3G是从2003年开始，但中国和其他市场并不互通，所以在中国还谈不上落后。”统计显示，至今全球35亿手机用户中2G用户仍然占据主流，5.6亿3G用户所占比例只有16%。大唐移动高级技术顾问、“TD之父”李世鹤对这次试商用的感觉则要复杂得多，在他主持下，首次提出TD技术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即使从TD被国际电信联盟(ITU)接纳为3G标准算起，“8年之后的试商用也确实晚了”。

　　TD拖累了中国3G，这是一度从业界波及民间的另一种普遍看法。对此李世鹤反问记者:“为什么TD拖了10年才刚刚开始试商用？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大家始终无法确定，中国3G到底会不会用TD。”在李世鹤看来，主管部门对TD的态度长时间内一直不够明朗，“如果再拖几年还不商用，TD可能就被拖死了”。他印象中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国家发改委给TD拨了7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这是最接近表态的一次行动。随后就是跨国公司态度的180度转弯。那一年，西门子与华为成立了合资公司鼎桥通信，明确其主业是TD研发，并将全力推动TD商用进程。随后爱立信与中兴合作曲线进入TD阵营，摩托罗拉、飞利浦相继投资TD联盟企业，而此前TD在跨国公司中连口头支持者都很少。李世鹤总结说:“对TD的批评和技术无关，都是利益在背后推动。韩国为什么搞了个小规模TD网络，因为他们想把产品卖到中国来，第一批TD手机里就有三星和LG的产品。”

　　显而易见的时间成本背后，是多年累积的巨额资金投入。关于中国3G的市场规模各方推断都在万亿元级别。“投入资金至少相当于市场规模的10%，也就是几百亿元。”李世鹤估计。如此高的投入金额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承担，甚至几家企业都无法负担，10年来以大唐为首的TD阵营投入已达几十亿元，但这些还不足以推动产业链持续前进。原大唐移动首席执行官唐如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公司早期资金主要来自自筹资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少量风险投资，由于前期研发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公司从成立开始资金压力一直很大。而对于其他厂商来说，“如果TD始终不确定能否商用，厂商就更不会有积极性投入研发，产业化耗费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李世鹤解释说。

　　对TD的等待和付出是否值得？“你知道华为和中兴每年光专利费付给外国公司多少钱吗？”李世鹤再次反问记者，“销售额的5%，而整个中国电信业在这方面的支出每年高达几百亿元。”这个行业公认的事实是，市场从来不是技术选择的唯一标准，欧洲有GSM，美国用CDMA，包括日本在2G时代搞自己的特有技术，背后都是国家意志在推动。“美国的CDMA要进入欧洲很困难，反过来欧洲的WCDMA在美国也不是主流。TD如果中国自己都不商用，进入国际市场就是一句空话。”万屹告诉记者。另一个例子是，2007年10月英特尔力推的WiMAX出人意料地被ITU接纳成为3G国际标准。尽管ITU早在1997年征集3G标准时就明确规定，1998年6月30日是截止日期，而且目前已经开始对4G标准的讨论和征集，但WiMAX仍然挤进了3G阵营。“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强大影响力。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当中蕴涵着大量的经济利益和产业利益，因此各国政府，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更不可能对它完全开放，一定会强力干预。”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事后评论说。

　　本次TD试商用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2007年12月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获得通过，在2008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TD-SCDMA)”与探月工程、自主知识产权客机并列，并被认为“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能否直接和TD画等号？作为中国3G专家组成员，万屹参与了这一专项。“项目具体内容无法对外界披露，但TD肯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屹告诉记者，“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包含的不只是3G，后续若干年的演进路线我们都很关注。”而在李世鹤看来，这一举措传递出的意义远远超过所谓“奥运催生3G”，“奥运会并不是检验TD的时间点，有没有奥运会中国都要积极发展自己的3G标准。主管部门对TD的评价是，‘这是中国高技术领域里少数几个有希望进入国际主流的自主标准’”。

　　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上，用户对3G的渴望已经超出所有人预料。4月12日，中国 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电信分论坛时明确表示:“TD试商用没有任何规模限制。”10年等待之后，TD这支接力棒终于传到了运营商手中，而最终选择权依然要看用户，“今后的一切都将取决于这次试商用”。甚至整个电信业格局都可能因此而改写，如果单纯以技术判断，运营GSM网络的中国 移动将朝着WCDMA迈进，而中国联通则采用CDMA2000的更高版本1X EV-DO，从无运营先例的TD加入无疑是一个变数。“TD商用对电信业重组可能是一个契机。”万屹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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