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装产业从北京走到巴黎(组图)(2)

　　“就像是洪水不停冲刷堤坝，我们在制造一波更大的浪。”今年9月份即将举行的选拔赛，将决出这个团队评价标准之下能代表中国设计力量的10位设计师，评判的体系似乎在规避学院派的影响，除了中国服装协会会长之外，其余评委均是在任的时尚杂志主编。赵倩和她的团队一共邀请了30多位本土设计师作为参赛选手，他们中的主体成员，都是80后的新锐设计师。

　　设计师张驰也在被邀请的名单之列。很多人对他设计的男装风格评价是 “妖娆”，他对这个评价也并不反感。一张能旋转的老板椅上，他借助电脑里的大片向我展示他的设计思想，涂抹金色涂料的男模特，通体只着了一件西服，扭曲着蜷在沙发上。

　　“裤子呢？”我问。

　　如果事先屏蔽设计师的信息，我想没有人会猜到如此意象表达的发出者是一位中国设计师。张驰在英国和意大利学习了近10年时装设计。2007年，他在伦敦成立了第一间工作室并在英国销售自己的同名男装ChiZhang。2008年，回国不到一年的他在建外SOHO东区成立了“张驰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工作室”，彻底将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国外转移至北京。

　　在赵倩的描述中，张驰所代表的这个群体与走出去的第一代大不相同，他们是“喝着当代艺术的奶”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从未受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级时装的影响，风格多元，至少能讲一门外语，有留学背景，思维国际化。最重要的是，相对简短的履历却绝不是一张白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品牌，风格稳定独立，并且经受过市场历练。

　　“除此之外，你不能指望他们想得更多。”几位资深的设计师都提前给我打预防针，在他们的固有印象中，这群半大的孩子往往更看重机会本身，使命感这种词汇意味着沉重，甚至会招致逃避。

　　在张驰的工作室旁边，零落分布着一些规模不等的服装工作室，这幢房子，像是中国时尚业的孵化器。这些工作室大多以拉丁字母命名，或意大利文，或是法文。张驰刚到英国的时候，也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Edwin。第二年，家里收到两份快递，收件人写的是“CHIZHANG”，房东不认识，差点退了回去。张驰忽然意识到，不管洋名叫得再响，自己的出身是更改不了的，那次之后，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了回来。

　　他在英国出售的品牌也叫“ChiZhang”，符合西方人的命名习惯，却是地道的中国坚持。尽管背后的设计理念并不是那么国产化，“我希望开创新的风格，能代表中国当代时装设计的真正思想。旗袍、绣牡丹、民族风，前三十年里我们的设计师表现得已经够多了，80后的设计师没有那种风格的，我们已经不觉得它们美了。”他手势夸张，在胸口比划一朵绣花，“现在给你一件旗袍，你会天天穿吗？”他反问。

　　“经常有人和我说，你的设计真牛。但其实我希望听到的评价是，你的设计真有前瞻性。时尚不是传销，一哄而上，人云亦云，它有自己的审美尺度，只是国内的大多数人还不太清楚。打个比方，识5000个字的时候你可能能分出两个东西的好坏，但却说不出水平相差无几的作品区别在哪儿；只有到了认识10000个字的境界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两个长得一样的蛋糕底下哪个藏着钻石。”

　　“就像今天我们评价巴塞罗那的神圣家族大教堂(LaSagradaFmilia)时，会说它是建筑史上的传奇，可是退回到高迪刚修造它的年代，又有多少人知道顶上的蔬菜和菠萝意味着什么呢？”他解释道。

　　适度的超前正是赵倩希望看到的——他们即将面对十年之后的消费主体，充满智慧的差异设计能保证在时间过去之后，他们的品牌不会面对老化的问题。相对窄众的审美层次使他们暂时不用面对过多经营上的负担，在走出国门之外，可以马上和时尚的集团进行灵活地合作，比如经营他们在中国销售的系列，或者得以出任某个品牌或者某个系列的设计师。

　　年轻设计师李洪波的现状是一个极好的案例。2004年，李洪波获得了法国“辉煌圣洛克”青年设计师设计大奖，作为奖励，他得到加入由约翰-加里亚诺(JohnGalliano)主持的DIOR高级定制设计师团队的机会。

　　相比之下，张驰的“独立”意愿更加膨胀，“如果有人愿意投资我这个品牌，我想肯定能做好。而且我想为中国设计做一点事儿，这是我的心里话。大家的想法肯定都不一样，有人想挣钱，有人想出名。我处于中间，两边都不靠。”北京大男孩张驰一脸真诚。

　　不过，事件统筹者们的态度是“怀着无限的期待，持有冷静的心态”。以好奇心为出发点的西方时尚规则制定者，究竟会对中国的年轻人有着多大的兴趣，谁也不敢保证。如果说要成功将这种兴趣转化为商业成果，更是一次超越以往经验的新冒险。实际上，是否真正国际化有一种衡量标准——客户群体的构成。当中国的服装可以实现穿在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人身上时，才算是真正走出去。

　　计划是从买手店的渗透开始，在展览结束之后，所有的作品都会被放置到一个ShowRoom，长期展出，方便买手随时光顾订货。和正在等待的结果相比，之前中国所有时尚从业者的努力才是一个铺垫好的开始。

　　“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人也在做着类似的努力。总会有一个浪头能冲破堤坝，但这也绝不只是最后这个波浪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有了这么多的积累。要知道，没有什么努力是无用的。”赵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