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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道明一身笔挺的黑色中山装，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边，斜挂脸上的眼罩遮住左眼。随着灯光渐起，这身装扮刚一亮相，看台里就响起一片兴奋的喝彩。三十年来只能在荧屏和银幕上谋面的这位名角，现在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对面，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

　　他扮演一位刚从前线撤下来的国军督战官，那只眼睛让日本兵刺瞎了，他被调到后方，现在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戏剧审查科的一名审查官。桌子对面坐着何冰，“最后的笑声”剧团的专职编剧，他写的喜剧剧本《悲剧：朱丽欧与罗密叶》正在审查官手里攥着，能演不能演，剧团能不能卖票吃饭，就全看这位独眼龙今天的心情了。

　　只有两个人，一堂景，演出近两个小时，听起来简直枯燥。但《喜剧的忧伤》却创了北京人艺60年来的票房纪录。先是有陈道明粉丝的追捧。演出落幕他们像看演唱会一样拉起条幅，剧场工作人员忙不迭地撕扯制止。然后是文艺界赞声渐起，比如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描述自己看完后约朋友一起聊戏，到激动处不能自持，手里的杯子砸碎了玻璃台面。寥寥数语却无比有力地激起了大众的好奇。

　　坏消息是18场演出的一万六千多张票很早就卖光了，而网络上为数不多的黄牛票，价格居然翻倍。好消息当然也有。导演徐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北京人艺目前计划2012年再次排演《喜剧的忧伤》，而且两人角色会对调——下回让何冰审查陈道明。

　　只有当戏真正结束、谢幕时，审查官和编剧才终于紧紧拥抱。 (刘旭/摄 陈道明网站明阁/供图)

　　在中国演效果比在日本更好

　　1996年，日本编剧三谷幸喜的喜剧《笑的大学》在青山的圆形剧场首演。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笑的大学”剧团的编剧椿一这天来到审核所，面对审查官向坂的质询。向坂是个不苟言笑的家伙，他先是忿忿地宣称战事吃紧的时刻，根本就不该演什么喜剧，然后又说椿一的剧本他看了整整三遍，批还是不批，想了一晚上——剧本通不过！

　　编剧百般辩解，自然无效，正垂头丧气往外走，审查官却叫住他：如果你愿意改成那样，说不定……接下来的近两个小时，也就是台上的七天，审查官一次次得寸进尺地提出各种修改要求：把剧本里的洋人都换成本国人，把外国发生的事改成本国的，要在男女爱情戏里加进“为国而战”、“视死如归”，要给警察局长安排一场戏等等。

　　编剧发了狠似的，任由审查官“蹂躏”，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有时候也玩点花招——你要我“为国而战”，我就写一个青楼女子名叫“阿国”，这当然逃不过审查官的鹰眼。猫鼠游戏一般的修改过程里，原本马马虎虎的剧本，居然改得越来越经得起推敲，而铁板一块的审查官，似乎越来越爱上了这个“创作”的过程。

　　这出戏一直很受欢迎。1998年翻译成俄语版在俄罗斯公演；2004年日本拍成同名电影；2007年1月英语版由著名的老维克剧院在伯克郡首演，一年后进入伦敦西区重演；法语版也在2007年初于加拿大公演；2010年，韩国上演了朝鲜语版；香港的“糊涂戏班”则在2009年7月首演粤语版，到2011年1月已三度公演。

　　松峰莉璃在日本时就看过《笑的大学》演出，很喜欢。2003年她到中央戏剧学院念表演系硕士，认识了徐昂，后来成为他的妻子。5年前，松峰和徐昂一起看话剧版《笑的大学》DVD，没有字幕，松峰就当“同声传译”。看完戏，徐昂说这部戏必须得在中国演，效果甚至会比在日本演更好。

　　“日本在战时才有审查，所以当时我也没多想。”松峰这才明白自己当初可能没看到某些层次，虽然非常喜欢，“也就是觉得一个导演、编剧，看起来有很大权力的人，其实也有很多限制。在这种环境里也得下工夫讨好人——那个年代的日本人还挺辛苦的。”

　　各种语言的版本里，战争背景都很重要。对更多人而言，审查制度是非正常时期的非正常状态。《喜剧的忧伤》里，编剧所在剧团的名字叫“最后的笑声”，这其实是拿来了英语版的剧名。《最后的笑声》并没有交代这事发生在哪个国家，但审查官的军装像极了德国纳粹；他在战场上失去一只胳膊，军队奖励了他一只高科技的、核燃料驱动的机械手。审查官身后的窗户外堆着防御用的沙袋，每过一天，沙袋墙就高一些，表示形势越发危急。

　　审查官变成法海，跟“ 祝英蛇”配起喝毒药假死的戏来。 (吴平/CFP/图)

　　警察跟小偷是平等的

　　戏里头有一处重要的转折，发生在第六天。两人陶醉在剧本的“共同创作”里，编剧已经忘乎所以地坐到了审查官的椅子上。审查官终于批准通过了编剧拼命修改的剧本，编剧也感动地说了一堆掏心窝子的话，似乎发现审查官原来是自己的知音。这却使审查官大怒，认为受到了侮辱。

　　“咱们中国人体会的时候不觉得。不就是把真心话掏给你了吗，怎么是羞辱呢？”徐昂说，他最初看日本版演出时也不太能明白，但后来知道，这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在起作用。“他们把职业与自我分得很开。在工作的时候，不允许个人的身份、动机掺杂进来，因为那是对职业不敬；在工作之外，你还把我当职业身份看待，也不能接受。”

　　审查官的羞辱感和恼怒，是因为发现自己居然让这个编剧弄得忘记职业身份，自我意识抬头，投身“创作”了。

　　徐昂认为正因这种职业与个人的泾渭分明，在他看过的英国版和日本版里，都呈现出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审查制度本身是一种不尊重，但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比如你是警察，我是小偷，哪怕我被你抓进警察局审问，但一到你下班时间，我们就不再是审和被审的关系，还是平等的人。”

　　中国的情况是二者混杂一处。职业行为里常带着自我，自我里又常冒出职业架势。这种文化差异，徐昂对这个剧本产生兴趣时并没想到过。排戏时陈道明和何冰对起词来，一开始总是让徐昂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他一直提醒他们，这两个角色必须相互尊重，最初两人都理解不了——审查官怎么可能去尊重被审者？反过来也一样。

　　这成为徐昂把这出戏改写成中文版时的最大问题：“日本已经摆脱了文化审查的机制，那是过去的事，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根本不了解所谓审查制度是为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事，而我们一看就是制度和人之间的事。大的文化环境，使中国观众理解不了这种尊重；你的不懂不是说这个事不成立，而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解决这种不理解的办法，是绕开审查官和被审者的关系结构。戏中编剧送审的剧本戏仿《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徐昂整理《喜剧的忧伤》这个文本，又恰恰借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见了七次面，七次见面完成了他们的相爱和分离；他们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陈道明演的审查官和何冰演的编剧也一样，无非都是男的。

　　这与剧本本身形成了多重错综的互文关系。陈道明命令何冰把“罗密叶”和“朱丽欧”换成中国人，于是他们变成更加复杂的混合错乱体：“许山伯”和“祝英蛇”。最“穿越”的一幕，审查官变成法海，跟“祝英蛇”配起喝毒药假死的戏来。

　　导演徐昂一直提醒，两个角色必须相互尊重。最初两个演员理解不了——审查官怎么可能尊重被审者？被审者又怎么可能尊重审查官？ (北京人艺/供图)

　　该撞还得撞你没有选择

　　《笑的大学》这个剧本，徐昂和松峰在手里捏了5年。先是松峰“非法地”从DVD里一句句地听了敲下来，然后开始寻找三谷幸喜的联系方法。三谷后来成为日本一流编剧，写过很多成功的商业电视剧。在日本国内他的话剧只给自己的剧团，从不让别人演，他只给熟人工作，从不公开联络方式。光找版权方就花了两年。

　　寻找投资和演员也颇费周折。何冰是最早说定的，还找过朱旭、濮存昕、张国立、陈宝国等等名角，但投资的档期与演员的档期总是对不上。找到陈道明有些偶然。陈道明找徐昂去谈一个电视剧的项目，聊完正事，陈道明说这个电视剧剧本放到舞台上也许合适，问徐昂的意见。徐昂说，不合适，我那儿有一个合适的。陈道明就这么来了。

　　这样的阵容，北京人艺为稳妥起见，接过了徐昂这个原打算独立制作小剧场上演的项目，成为制作方，《喜剧的忧伤》也进了大剧场。

　　陈道明56岁，何冰43岁，徐昂33岁。排起戏来发现，三个人对剧本的解读，带着各自时代、经历的印记，全不一样。

　　陈道明最初的理解，这就是对意识形态的讽刺；而何冰看到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你来我往，觉得很有意思。“何冰他们这个年龄段，遇到的是王朔，对很多问题产生怀疑，不相信有意义。”徐昂说，“在何冰他们那一代人看来，生命本身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那为什么要承认一个集体的价值、一种信仰的价值呢？”

　　因为都是优秀的演员，技术上一些基础的问题都可以迈过去不谈，徐昂说他们在排练过程中谈得最多的是三代人之间聊不通的话题，对国家、权力、自由等等的看法。“他们那两拨人都特别激烈，我们更温和一点——我知道有的地方不对头，但也没怎么样，就这么个结果。再年轻的，可能都不关心那些了。”

　　也只有宿命式的结局能把这三个人或者三个时代的人的态度，顺遂地统一起来。

　　第七天，当编剧终于拿出奇迹般的喜剧剧作，他却告诉审查官，过不过都不重要了，因为收到征兵通知，马上就要去前线。审查官的权力曾经是不可违逆的，编剧却用自己的方式，用另一种力量掘出这张铁面后边的柔软。但在战争面前，两个人都极其渺小、无力。

　　“就像两人在火车上吵得很厉害，非得分出个高下。”徐昂说，“但是该撞的一样撞，该掉下去一样掉下去，命运不会因为你赢了他或是他赢了你而改变。你根本没有办法选择。”

　　日本版话剧的结尾不太一样。编剧知道自己上了战场肯定回不来，他和审查官聊完了必死的前景。审查官竟又回到剧本，细究起女主人公喝了毒药之后有没有可能还说那么多台词的问题来。他建议毒药应该是塞进肛门的栓剂，这样毒素才是缓慢释放的，喝药的话很快人就死了，还会呕吐。编剧又说还有别的思路把戏弄得更好。两人兴奋地谈着，灯光暗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