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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山羊皮”乐队(Suede)重组并来到上海，掀起的集体回忆，是关于黑白妖冶的残片。

“山羊皮”乐队(Suede)

　　Britpop，辉煌于上世纪90年代的英伦流行，留待今日，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当“山羊皮”乐队(Suede)重组并来到上海，布雷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掀起的集体回忆，是关于黑白妖冶的残片。

　　自始至终，“绿洲”乐队(Oasis)和“污点”乐队(Blur)，甚至是Pulp，并没有太多的情怀予以关切。在Britpop大潮中，真正期许的只有三支乐团：James、“山羊皮”和“电台司令”(Radiohead)，若在三者中再选出最爱，毫不犹豫会是“山羊皮”。

　　妖气森森，阴阳难辨，声音的辨识度是听一次就记住一生的那一类。当“山羊皮”的歌声在1993年的我的耳边响起，那感觉无比强烈，《So Young》，他们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尽管不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却是我对于“山羊皮”一切的开始。如果说传承，“山羊皮”当然是受到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这个老妖精的影响，他是一切英伦妖冶男的起源，只是，安德森的声线比鲍伊更具备魅惑力。如果这世上真有海妖之声，这便是了，无关性别，只在性感。

　　五张专辑，一套双唱片的B面作品和未发表作品集，“山羊皮”用十年完成自己和英伦音乐史上最为妖娆美丽的一幕。而这一幕的高潮是在最初，《Suede》无疑在我心目中是史上最佳处子专辑的五强之内，真正是石破天惊的声音。在“邋遢摇滚”(Grunge)的肮脏和浑浊弥漫的上世纪90年代早期，五个聚集在伦敦的青年，用他们的声音拯救和复兴了英伦音乐。这拯救同时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人的“邋遢摇滚”，另一个则是英国人自己热衷的锐舞摇滚风潮，“石玫瑰”(The Stone Roses)和Primal Scream等等将英伦摇滚舞曲化和时尚化，却也减弱了那些隐藏于阴柔背后的风骨。“山羊皮”重拾起英国人暌违一时的吉他之声，抖擞起瘦削的骨干，于黑夜里发起冲击，《So Young》、《Animal Nitrate》、《My Insatiable One》、《The Drowners》、《Metal Mickey》，它们注定是从一开始就会被铭刻于历史之中的名字。

　　安德森的声音是乐队的招牌，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伯纳德·巴特勒(Bernard Butler)的名字，这是个一直没有被引起足够重视的吉他手的名字，他的命运和The Smiths里的强尼·马尔(Johnny Marr)一样，因为主唱的光芒实在过于耀眼而被遮盖。听听那些华丽且厚重的排山倒海式的吉他音浪，满载着英格兰人的炽热和璀璨，巴特勒的表现让同时代的曼彻斯特人为之汗颜，这样的声音原本是曼城的专利。《Suede》同名专辑和随即的《Dog Man Star》是拥有巴特勒的“山羊皮”的两张作品，就我而言，它们构成了90%的Suede。就像Syd Barrett时期的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Dog Man Star》对于《Suede》，就如同达明一派的《意难平》对于《神经》，在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后，再现一个高峰，只有能称之为伟大的乐队，才会且才能这么做。《Coming Up》也许是Suede最为流行的作品，《Saturday Night》同样令我无比陶醉，但“山羊皮”的巅峰时代无法挽回地过去了。对于《Head Music》与电音的调情，我到现在还持保留态度，它甚至比不上《A New Morning》，后者可能会是人们眼中“山羊皮”最弱的一次表现，不过其中流露出的感伤因为过于真挚而显得有些清纯。当铅华洗去，安德森因为即将离去使我顿生留恋。

　　与所有的英伦腔调男一样，安德森浑身散发着忧郁颓废的中性气息，我一直以来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就英国流行乐而言，只存在两类男人：一类是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混淆性别的男子，另一类则是在街头和酒吧厮混打闹的小流氓，安德森和“山羊皮”的其他团员是前者的代表。他们的同道还包括Morrissey和The Smiths，至于后者，加拉格尔(Gallagher)兄弟和“绿洲”乐队当仁不让。前一类男人属于黑夜，后一类男生属于白昼。阴沉潮湿的英伦三岛，造就了这两类男人，前者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坚信无法改变世界和命运，却又不甘心这么被任意摆布，于是挣扎、自毁和怒放，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他们以此来探索黑暗的心灵深处；后者因为年轻所以无畏，他们的工人阶级出身，让他们敢于对世界说不，于雾气和雨水里翻滚和打造出新世界，他们用粗鲁和直接来迎接阳光。

　　或许是城市的原因。城市的气质往往相通，比如伦敦、香港和上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英伦团体会在后两地有如此之多的拥趸。更或许，是心底里有着对悲观和黑夜的默契，即便在最阳光明媚的地方，也有角落的阴影的存在，何况，在一个多雨的年份的夏至之日，当这些声音响起，键盘敲下。

　　王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