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牛铃之声》的投资者计划拍摄一年，直到老牛过世，没想到牛活了三年，投资者跑了，摄影师跑了，录音师跑了……谁也没想到，《牛铃之声》成了第一部登上韩国电影票房周末榜首的纪录片。

　　李忠烈是韩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六年前打算自杀。

　　《牛铃之声》剧照。牛通常只有15年寿命，而老爷爷崔益钧的这头牛整整活了40年，他老伴说，“没有这头牛，他大概早死了。” (南方周末资料图)

　　拯救他的有两件事：一、当年他嫌自己太胖，为了“死得好看一点”决定先减肥再死；二、这时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头牛和一个老人。

　　《牛铃之声》的投资者计划拍摄一年，直到老牛过世，没想到牛活了三年，投资者跑了，摄影师跑了，录音师跑了……

　　谁也没想到，《牛铃之声》成了第一部登上韩国电影票房周末榜首的纪录片。2011年4月底，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教授张同道策划了《牛铃之声》的放映和交流会，李忠烈也来到中国。

　　纪录片人自杀的过程，兴许是不错的纪录片

　　李忠烈生在乡下，长在乡下。少年时发奋苦读，考进了韩国排名前三的高丽大学，就读教育系。他从小喜欢影视，坚信自己就是这块料。毕业之后他扎进了影视圈，搞了几年动漫。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受电视台委托，李忠烈开始拍纪录片。

　　韩国很多电视节目都由外包公司制作。纪录片人接了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不说，电视台对最终作品还有诸多要求与限制。如果仅仅把纪录片看成养家糊口的工作，李忠烈也能活得不错。可随着拍摄经验的成熟，他越来越不能忍受“戴着镣铐跳舞”，决心单干。

　　起初，李忠烈瞄准边缘、奇特、不为人知的题材——煤矿工人、同性恋、算命先生……为了让片子更真实，他往往和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努力让对方忘记自己是纪录片人。

　　但效果并不理想——同性恋者误认为他对他们有意思，算命先生渐渐起了戒心，怕他抢了自己的饭碗……纪录片人的原则——“不介入”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激情开始冷却，自我怀疑日益浓重，李忠烈“甚至搞不清纪录片到底要怎么拍了”，那段时间很绝望。

　　在韩国搞独立纪录片很艰苦，“有人连吃饭、结婚的条件都没有”。李忠烈倒是结婚了，还有一个女儿，可妻子越来越受不了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带着女儿离开了他。

　　快四十的男人混成这样，他心灰意冷，决意自杀，随即又想到：“一个独立纪录片人的自杀过程，兴许是一部不错的片子。”李忠烈在屋顶架起摄像机，整整半年足不出户，坐吃等死。当他心怀忐忑地观看素材，不由得大失所望，镜头中的自己“像鬼一样，胖得不行”。看不到凄美悲怆，看不到崇高的审美价值。李忠烈决定，先减肥再死。

　　就在他减肥的过程中，一位朋友敲开了他的门：“我发现一位老爷爷和一头黄牛，要不要拍？”

　　几年前他曾委托朋友为他寻找农村题材。多年一直拍城市边缘人，农村的事他自己都忘了。他从小生长在乡下，尽管努力进了城市，但心底一直有种局外人的感觉。“朋友讲起老人和牛，我耳边马上就响起了牛铃的声音，那是我父亲和他身边的老黄牛。”李忠烈告诉南方周末(微博)记者。尽管农村生活困苦，但那些往事总能让他感到“很优美很幸福”。第一时间，《牛铃之声》这个名字就已确定。

　　老牛死了，李忠烈活了

　　李忠烈从2005年开始拍摄老人崔益钧。78岁的老人始终不明白李忠烈想干什么，不想让他拍。老人有9个孩子，老大是位美术老师，与李忠烈算是艺术同行。在老大的劝说下，老人终于接纳了李忠烈。开机后，李忠烈努力不靠近老人，尽量藏起摄像机或远远地偷拍。因为一看见摄像机，老奶奶就要换上漂亮的衣服，两人都特不自在。

　　农夫崔益钧和妻子李三顺带着牛去看兽医。那头牛毛色斑驳，浑身褶皱，两侧牛角内弯，都快顶到脸。老太太说，牛角都已经剪过好几次了。

　　兽医说，牛顶多还能活一年。崔益钧惨笑着应道，假的。对这个判决，崔益钧并不意外，但就是不愿意承认。8岁那年，崔益钧因为针灸，左脚坏死，落下残疾。他生性勤劳，养活了9个子女。几十年来，老人带着唠叨的妻子和任劳任怨的牛，风雨无阻，在稻田里劳作不息。

　　9个儿女都接受了教育，也很有出息，都在首尔成家立业。但老人离不开乡村，每天都要让老牛架上牛车，晃晃悠悠地走到田里。无论耕耘还是收获，崔益钧都带着老牛一起按老传统干。他拒绝农药，拒绝机器，宁可跪着拔草，爬着用镰刀收割。他从不买饲料，而是自己割草喂牛。

　　老人爬上稻田边的小坡，割来蒲公英喂牛，老太太急了，那些蒲公英是她留着当药的。老太太抱怨丈夫对牛比对自己好，老人一意孤行。每当牛“哞哞”叫起，老人的神情都会为之一动。别人打农药，他马上给牛戴上笼头，怕牛吃到毒草……是养牛为了干活，还是干活为了养牛，已然不得而知。

　　老人身体越来越差，孩子和妻子都劝他把牛卖掉，安心养老。老人不得不牵着黄牛去牛市。牛贩毫不留情，说这牛白送都未必有人要。而老头开了个天价，500万韩元(合人民币3万元左右)。没人买，正合老头心意。

　　《牛铃之声》的投资者本计划拍摄一年，直到老牛过世。没想到老牛在老人的悉心照料下竟然活了三年。投资者跑了，摄影师跑了，录音师跑了……拍到最后，老牛离开世界的那幕，李忠烈是孤军奋战，一个人扛着摄像机，背着录音机。

　　回想当年，李忠烈感慨万端：“老爷爷和牛，像药一样治愈了我的自杀倾向。”

　　牛通常只有15年寿命，而崔益钧的这头牛整整活了40年。

　　那头牛走起来一步三摇，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崔益钧老人依然地固执地架上牛车，走在去往稻田的路上。乍看上去，老头有些狠心。可是到了地里，牛往往只是在田埂边吃草、休闲，而老头则四肢爬行，汗滴禾下土。此时老爷子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坚持走下去，就是坚持活下去。惟其如此，这只牛才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老太太说，“没有这头牛，他大概早死了。我敢说韩国没有任何一头牛驮了这么多柴禾才死。”

　　3年跟拍，浓缩成79分钟。老牛死了，李忠烈活了。韩国影评界盛赞《牛铃之声》是“在寒冷中看见绿色的温暖胶片”。韩国总统李明博专门跑到影院观看，接见李忠烈时，李明博称赞他的影片“唤起了过往社会的美好价值”。

　　随后荣耀不断，第13届釜山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首尔独立电影节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代表韩国参加美国的圣丹尼斯国际电影节……

　　带活了一个类型

　　对《牛铃之声》的成功，中国纪录片人羡慕异常。该片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但更惹眼的是，《牛铃之声》以相当于不到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创造了近1.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

　　上映之初，韩国影院只安排了7个厅放映，随着口碑相传，最后增加到150个厅，观众超过300万人次。在上映后的第六个周末，《牛铃之声》成为韩国首部登上周末票房榜榜首的独立电影及纪录片，远超当时位居第2的美国电影《本杰明·巴顿》。独立电影和纪录片进入周末票房榜前十都不容易，荣登榜首更是罕见。

　　减肥后的李忠烈也不算瘦，身上的西服便装皱巴巴，在人群里一点不显眼。别人讲话时他总是神情安详，若有所思，更像一个旁观者。他自称平时喜欢闷在屋子里不见人，但说起话来生动流畅。

　　现在他再怎么低调，也总免不了被包围在鲜花和掌声之中。谈及《牛铃之声》带来的变化，李忠烈说，有足够的大米吃了。大米有了，一切都有了。一家婚介公司送了李忠烈一个VIP身份，前妻也带着女儿找上门来说：“我离婚了。”

　　制片人更是纷纷主动上门，有人说知道一条狗，有人说我知道一只猴儿。“他们以为我是专门拍动物的导演。”李忠烈笑着说，“其实在韩国比我能力强的人有很多，我现在拥有的名气和生活，真的好像做梦一样。”

　　中国纪录片人最关心的，则是中国能否复制《牛铃之声》的奇迹。

　　电影《蓝宇》制片人张永宁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纪录片的春天指日可待。张同道同意他的说法，北京的放映和交流会，虽然张同道的儿童题材纪录片《小人国》安排在早晨放映，观者寥寥，但家长们看后的反应让张同道信心倍增。他提供给记者的《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提到《牛铃之声》成功之后韩国电影业值得中国借鉴的做法：

　　“2009年《牛铃之声》的成功使纪录片成为韩国的热门话题，也使韩国政府看到了独立电影市场的潜力。2010年，韩国政府投资3000亿韩元支持电影产业……在韩国，电视台与影院之间互动密切。电视台播出受欢迎的纪录片便会剪辑电影版在影院上映，而影院取得高票房的影片，电视台则会收购版权。”

　　《牛铃之声》大获成功之后，独立纪录片开始作为一种类型片在韩国院线上映，有几部片子相继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比如表现韩国人到非洲苏丹南部传教的《东吉别为我哭泣》、在巴西丛林中拍摄的《亚马逊的眼泪》，宗教题材纪录片《原谅》、《神召》和《神召2》、《回归》……“这些纪录片电视收视率丝毫不输给电视剧，电影版在影院上映观众数超过了10万。”张同道说。对这些成绩，李忠烈表现淡定——好的一面是开创了新的类型电影；不好的一面，或许导致纯纪录片导演被票房诱惑，梦想一夜暴富。

　　李忠烈谈起任何话题总是提到“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2009年2月，李忠烈凭《牛铃之声》获得第45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新人导演奖，他的获奖感言是：“感谢片中那对老夫妇，感谢那头老黄牛。在一瞬间，我把您二位的9个孩子变得就像不孝子，因此我得了这个奖也不会感到太多喜悦。”

　　《牛铃之声》在崔益钧所在的那个有三万多人的镇子里也放了，镇上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指责崔益钧的儿女们：9个孩子，怎么还让爹娘活得这么辛苦？！另一种就是传闲话，说老两口因为这个电影挣了多大一笔钱……

　　老爷爷那时没有抱怨李忠烈。不过后来确实有了怨言——他发现不少大巴车直接停在自己家门口，游客下车就说，这就是崔益钧的家啊，老黄牛的坟在哪？

　　(【新浪尚文-文化艺术】栏目欢迎相关机构合作邀请，详询010-8224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