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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贯穿现代剧场的几十年历史，但他不喜欢把自己摆在高处，不喜欢被放大，被别人暗示放大，被自己暗示放大。他永远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作者。

金士杰

　　如果有人要为现代剧场写史，开篇肯定会出现金士杰的名字，而翻开这几十年的档案，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你会发现他都没有缺席，贯穿始终。今年60岁的金士杰，是台湾现代剧团的创办人，是编剧，是导演，亦是演员。

　　金士杰1951年出生在屏东，27岁只身来到台北，创建了兰陵剧团。从此，他开始了与这门“骄傲的艺术”共生共长。

　　尽管在大陆的不少观众眼中，金士杰只是话剧《暗恋桃花源》里的江滨柳，或是《征婚启事》、《古惑仔》等电影里客串的老戏骨，但在台湾现代剧场中，他才是真正的大佬。台湾知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微博)尊他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1980年，兰陵剧团的开团作品《荷珠新配》引发轰动，成功地把观众们拉回剧场，场场爆满，开启了现代剧场的序幕。随后，他创作，也在其他人的创作中贡献自己的演技。如今他领军的兰陵剧团虽打烊多年，但里面走出来的人已是各大活跃剧团的创办者或中坚力量。

　　12月2-3日，金士杰与果陀剧团合作的《最后12堂星期二的课》将在人民大舞台上演，这是一部改编自畅销书《相约星期二》的作品，“渐冻人”教授莫利与他的学生米奇多年后重逢，用余生的14个星期二的时间，把生命经验与学生分享。

　　在金士杰眼里，这是一个“如何说再见”的故事，他说：“说再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人太小，再见太大。有时候你走了很多年，我还停留在那个时刻。”他承认自己在现实中也不是一个擅长说再见的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的再见却未免有点斩钉截铁，比如让兰陵剧团打烊，比如毅然停止创作转为表演，比如每一个形式受到欢呼，他就毅然改弦易辙，这一切都让他在主流世界里无法保持一个高涨的知名度。

　　“对于江湖上没有人知道我这件事，我完全没有感觉，这并不会让我多一块肉也不少一块肉，”他说，“如果你爱诗，诗是你的生命，你可能会写散文赚钱，会写小说赚钱，唯独不想用诗来赚钱。”所以他爱戏剧，却用电视、电影来“讨生活”，希望在戏剧上保持他所有的矜持和骄傲。

　　他家里的墙上一直挂满各种面具，他喜欢这种抽离感，隐藏在面具后对体制的反抗。这么多年来，他的个性一直有点拗，即便现在也没洗干净调整过来。有时候站到台上接受观众鲜花，或者有人过来恭贺，他硬是没办法欢笑，下意识摆出一副古板的样貌，给对方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单纯，这些多年，金士杰的长相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瘦瘦高高，狭长的脸。他说话很慢，每说一会儿，便要停顿上十秒，导致最开始你不熟悉他的风格时，以为他说完了，把话头抢过来。但其实等上几秒，他又能缓缓地继续往下说。原来那些停顿，不过是他回忆和思考的时间，他需要为一些“果”找回原本的“因”，也需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假扮旁人的眼光去思考评述这一切。

　　采访结束时，金士杰主动向记者提及自己刚出生的双胞胎，脸部线条一下子柔和起来，洋溢着初为人父的骄傲。每一个大佬，都有他柔情万分的一面。

　　B=外滩画报

　　J=金士杰

　　人类不懂得如何说再见

　　B：你已经很久没有接演舞台剧，这次《最后12堂星期二的课》是什么打动了你？

　　J：刚开始我也是拒演，因为小说大家都读过，已经深入人心。故事来自于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杜撰，我觉得很难演得超过它本身的影响力。里面有许多金玉良言、警世恒言，我不喜欢剧场变成教堂或教室。人的情绪应该丰富，要是想听这么多暮鼓晨钟，我看小说或者去教堂就好了。后来导演把改编的剧本给我，觉得改写得真好，就同意了。

　　B：剧本里做了哪些改动？

　　J：有它的选择性，强化了主题，但聚焦得很成功，做取舍的判断很有智慧，满足了我对剧场的期待。里面老师和学生形成了拉锯战，每个人都不太会说再见，小到生活里的一个约会、一个party的结束，大到生命的不存在，比如临终前的病床。说再见这件事真的很有趣，可小可大，自古以来，人类都不太懂得怎么说再见。你面对的是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心中那么多舍不得。人太小了，可是再见太大了。

　　B：你觉得你懂得说再见吗？

　　J：尽量试着去懂吧，没有人敢说自己懂。某些宗教也是在找一种说再见的方式，但这些就能解决说再见的尴尬了吗？就不会手足无措了吗？当眼睛一闭的时候，我还是很慌张。再见最难的是你走了很多年，我还没有离开这个时刻。有的人终其一生活在这个哀思里，活在不情不愿里。不只是你面对我的再见，我面对我自己也会这样。我面对自己将要离开人世这件事，也很是慌张，也很是让自己害怕。

　　B：出演这个舞台剧，在这个方面，有没有让你有一些新的感悟和启发？

　　J：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患了“渐冻人”病症的教授莫利，他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平时我们去探病时，总是没有能力欢笑，觉得欢笑是太轻浮了。“渐冻”这种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点点地失去行动能力。当不能动的时候，你在我旁边坐着，我们如何相处？莫利的学生米奇多年前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曾打算不告而别，就是因为他不太懂得怎么说再见，老师说来，给个拥抱，这就是再见。时隔16年，再见面了，更严重的挑战来了，当我跌倒的时候，你要不要扶我？拿自己的病痛开玩笑，不是轻浮，是面对生命的勇气，他也坦承自己的害怕，他不是圣人。

　　B：所以这是一个教你怎么说再见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你懂得说再见的故事。看完之后，我们会不会在生死上更有勇气？

　　J：生死都是自然界中最自然地事情，就好像叶子变黄，掉落。我们应该尊敬，然后去面对它，其实就是面对自己。我必须承认这个角色教育了我，感动了我，他比我勇敢多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允许安乐死，我一定第一个出来响应。我心爱的人，我愿意喂她那颗药，或者拔那根管子，让她留有尊严。

　　B：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演舞台剧，这个角色和你以往所有的角色也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在这部作品上，我们没有办法尽情欢笑。

　　J：是的，这虽然是一部悲伤的剧，但欢笑依旧很多，因为如此，观众掉眼泪的时候可能不太知道，那是没有设防的眼泪。剧中我有一句台词：“我现在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我需要人家帮我，抱我去洗澡，抱我上床睡觉，但是我不会因此责怪这个世界，反而我觉得很美，感觉自己像个婴儿。”

　　我只想和你们在看不到的世界交流

　　B：1978年，你创办了兰陵剧团。1980年，兰陵的开团作品《荷珠新配》引起了轰动，外界评论这是把观众拉回剧场的一部戏。你当初选择这个题材作为第一部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J：兰陵当时刚成立，我们正在讨论有哪些剧可以改编，那时台北有“雅音小集”、“云门舞集”等剧团，他们做事情都是把中国一些古典的音乐现代化，于是我们在成立时，也不免有这样的思考，把西方的或者中国古老的、传统的，如何带到现代，让他们穿上西装。看看用现今人的语言，放到现今的社会，能不能呈现那个故事。选《荷珠新配》是凑巧，刚好有朋友介绍我去看《荷珠配》，于是我跑到剧院一看，觉得真好看，真逗。随后有个文化界的老师，授意我这个故事很值得改编成现代话剧，我便再去看了一次。

　　B：《荷珠配》是一个很搞笑的故事，你后来也演过很多喜剧的角色。

　　J：我小学的时候外号叫“小丑”，我在屏东的空军眷村长大，念空军小学。在学校时，大家都用四川话讲话，现在见到了，他们还用四川话大声叫我：“小丑，小丑，昨天又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虽祖籍是安徽人，但四川话也说得很好。我记得那时起我就有搞笑的因子。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犯了错，妈妈要惩罚我，我绕着沙发跑，她一边追，我一边说笑话，她被我逗得笑场打不下去了，停下来指着我气喘嘘嘘地说，你给我记住！

　　B：你那时就发现了自己在喜剧表演上的天分？

　　J：那个时候对表演两个字根本不懂，虽然我有那个逗的东西，也有逗之外的东西。比如跟家人去看场电影，回来之后，把电影的情节转述给其他没去看的人，绘声绘色的，讲得比电影本身还好看。一起去看过电影的弟弟妹妹还能围在旁边再听一遍，比看第一遍时更津津有味。这是幻想力和创作力。就好像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旅行，你和我一起经历过一个风景，当我再描叙它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啊，原来它在你的眼里是这样的。我觉得天底下写东西的人大多是这样的。

　　B：表演也是这样，不同的人演同样的角色，感觉不一样。

　　J：是，静下来这点很重要，不能故作不同，人各有体，找到自己说话的点，你的解读和我的解读，就是有些微的不同，那是最好玩的事情，你的断句，你的音调，就是不一样，哪怕我们想一样都不行。

　　B：你是希望在《荷珠新配》里表现自己的逗笑本领，还是希望加入更多的演绎？

　　J：我特别喜欢面具这种意象，我家里就有很多面具，挂满墙上。《荷珠新配》讲的是一群尔虞我诈的骗子，为了讨生活假扮别人，傻里傻气的骗子互相斗，你冒充他，他冒充他，很像大家戴了一张面具，聚在一起。就是这种面具的感觉打动了我，我那时还是愤青，觉得社会上的人都带着一张面具，表达自己不满的情怀。

　　B：你家的面具是哪里来的？你喜欢这种抽离在自身之外的意象？

　　J：四处收集来的，有的是旅行时买的，也有朋友送的。面具的概念很大，并不只是说骗子，也不是指一份冒充的身份，也许是一种文化意涵。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的面具，印第安人的面具，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血统的人的性格。我们搞剧场的人，比较反物质主义，反群体，喜欢置身于制度之外，拥有吉普赛人的流浪情怀。

　　B：说到反物质主义，你好像低调得有点过头，除了在台上表演，私下里从来不出来。听说当时《荷珠新配》初演非常成功，人家都在台前接受献花，你自己躲在房间里哭，不是高兴，而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成功。

　　J：我不喜欢接受那种气氛，把自己摆在高处，万人皆知。人有没有虚荣心，一定有，但是我不喜欢被放大，被别人暗示放大，被自己暗示放大，于是就真的以为自己是明星，不得了起来。我就是一个创作者，写了篇小说，你们献什么花啊？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我只想和你们在看不见的世界里交流，如今你们却看到我了，来给我献花。我应该是隐藏，我应该是抽象的。

　　大家在地板上学了一年打滚

　　B：1989年，你写完了《萤火》就很少再进行创作了，转而开始把重心放在表演上，为什么？

　　J：《萤火》之后有点疲倦，创作需要休息，我怕我写的东西会重复以前。创作已知的我觉得不来劲。所以后面只在2002年写了一个《永远的微笑》，逐渐减少了创作，转而作为一个表演者。我现在在台北艺术大学教编剧和导演，兰陵剧团就停下来休息，打烊。

　　B：兰陵剧团给台湾现代剧场的不仅仅是几部好戏，甚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剧场工作者，可以说是一个现代话剧“黄埔学校”。为什么兰陵剧团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J：当时兰陵取得的成功，是尝试用现代的语言讲过去的故事。《荷珠新配》为什么这么成功？第一是剧情的解放，他们是真逗，在当时的剧场没有人看过这样的戏，引起了强大的欢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演员，我们当时做过一些训练，特地请来美国的老师吴静吉，在《荷珠新配》推出之前一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在地板上打滚，做许多许多肢体和心灵解放的事情。到上台演戏的时候，他们的表演是完全无拘无束的。

　　B：整整一年大家都在地板上打滚？

　　J：我们一年的功课练习是没有白费的，演员在台上感觉是演员和演员在玩，而不是在表演，好像没有了观众。这在当时也是让人很惊讶的姿态，非常鲜活。观众们没想到演员在台上能自由到这种解放的程度，这么妙趣横生。也是在那之后，我们还推出了属于纯肢体的表演，像《猫的天堂》、《包袱》，在台上纯粹肢体表演，没有说话和台词。我们那时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肢体开发的课程。

　　B：现在的剧团好像没有这样的训练。

　　J：现在很多剧团很难有，只是凭着一些观念、组合一些朋友，就开始演了。还有固定训练打底的，现在台北只剩下一个优剧团，创办人叫刘若瑀，以前叫刘静敏。当年她是在兰陵剧坊当女主角的，和李国修一起演《荷珠新配》。

　　B：表演工作坊会采取一些集体即兴创作的训练方式。

　　J：表演工作坊也没有这种长期的训练。通常是编导的方向，决定了这个剧团的方向。为什么兰陵剧团走出的人都成为大师的人物？那时我们下了很多苦工的。现在台湾的绿光、屏风、如果，包括优剧团，都是我们兰陵剧团的小朋友办的，甚至表演工作坊最开始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我们去帮他撑腰，比如李国修，我啦，李立群(微博)，早年都是在兰陵演过戏。

　　舞台剧演员是悲剧英雄

　　B：你说你也没有说再见的能力，但可能在有些事情上，你说再见很干脆。我听过一个段子，十几年前，你答应表演工作坊编导一出新戏，剧名是《绑架》。当时赖声川很喜欢那个故事，但是到了快要卖票的时候，你突然通知他不干了，理由是你觉得不够好。

　　J：重点是我对创作太重视，当其没有新的能量的时候，我宁愿不做。看到坏戏，宁可没有这个戏。为什么要搞？花了这么多钱，却搞出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你说我洒脱，也许吧。但面对自己的亲人，很难释然。我勇于去面对，不代表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我在情感上没有那么潇洒，但是在艺术上是觉得不好就不要做。

　　B：这些年你太低调，导致很多大陆观众不太知道你。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只停留在《暗恋桃花源》的江滨柳这一个角色上，这是身为观众的遗憾。你会有这种遗憾吗？

　　J：当我们要宣传的时候会有这个遗憾，但对于江湖上不认识我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感觉，不多一块肉也不少一块肉。知名度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促销的时候有点意义。

　　B：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会因此错失一些剧。

　　J：这就是舞台剧演员的骄傲，也是弱势的一个点，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像电视、电影那样广为人知，但我就是这么小众，你没有今天看到我你就永远看不到，这是一种很悲剧英雄的感觉。你必须跋涉千里到伦敦，才能看到某一个演员。就和马戏团一样，你从来没办法在录影带里看到马戏里的感觉。这个时代没辙的是如何对待那些悲剧英雄，比如堂吉诃德，很难理解为什么活在这个年代，像我居然还会为此骄傲。

　　B：台湾有很多导演的作品能很好地商业化，在艺术与商业的结合上面，你是否做不到？

　　J：我比较龟毛，说实在点就是挑剔鬼。但我发现很赚钱却没有作品的实质时，我会讨厌我自己。我很难把商业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我后来曾开始搞默剧，做了一个《悬丝人》，大家又给我带帽子，说什么台湾第一个默剧作品。我立刻又改了，我喜欢出奇招，不喜欢按大家想好的来。

　　B：有时你也会参演一些电影电视作品，那是玩票的心态吗？

　　J：我前几天刚从山西过来，演了刘伟强的《血滴子》，以前我在游戏之作《古惑仔》里轧了一脚，从此和导演结了善缘，他很喜欢我，这次特地把我电召过来，客串了一周演出。我还演过《贞观之治》、《征婚启事》、《春风得意梅龙镇》等，有的时候也要讨点生活嘛。

　　B：你是说用电影和电视来赚钱，保留戏剧的纯粹性？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用戏剧去赚很多钱，比如表演工作坊现在就被认为很成功。

　　J：至少在我的心理层面，电影电视比较不沉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商业行为。虽然我还是会挑三拣四地选我可以接受的导演。假如你很会写诗，你这辈子最爱的就是诗。你可以用小说、散文、连续剧去赚钱，但诗这个东西，你就是不想用它去赚钱。我不想用最爱的东西去赚钱，也不见得我排斥。如果它很好能赚很多钱，何乐而不为。我的初衷不是去追求这个，但如果有这样的结果，我也相当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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