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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威尼斯电影节评审笔记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4日 09:16 南方周末 微博

  2011年,贾樟柯(微博)的身份是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评委会主席——这个主席身份,也被认为是“中国丰年”的一部分。

2011年,他的身份是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评委会主席——这个主席身份,也被认为是“中国丰年”的一部分。  2011年,他的身份是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评委会主席——这个主席身份,也被认为是“中国丰年”的一部分。

  “我们也会有一些摄影机面对当下,但是那种迂回、那种曲折、那种改写、那种小心翼翼,显然没有办法充沛地、饱满地反映当下的生活。”

  2011年威尼斯电影节被认为是又一个“中国年”,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许鞍华的《桃姐》、杜琪峰的《夺命金》和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四部华语片入围“竞赛单元”;徐浩峰《倭寇的踪迹》入围“地平线”单元;娄烨的《花》入围“威尼斯日”单元。

  最终《人山人海》、《桃姐》分别拿下金狮奖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奖。

  对于威尼斯的“中国丰年”,有人认为是“热爱中国”的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在离任前送给中国电影的一份大礼;也有人质疑,是因为“那些导演”跟马可·穆勒“私交很好”。

  贾樟柯觉得质疑非常荒唐:“不认识人,你要他一下飞机拿个地图,进了城找个旅馆,然后开始满北京地问谁有电影?马可·穆勒20年前就开始把中国导演介绍给欧洲了,那时他们在都灵电影节举办谢晋电影回顾展、中国电影回顾展。”

  2000年,30岁的贾樟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电影节,那年他的《站台》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此后11年里,贾樟柯前往威尼斯电影节七次,一共有6部电影在此首映,其中4部获奖,2006年的《三峡好人》捧回金狮奖。

  2011年,他的身份是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评委会主席——这个主席身份,也被认为是“中国丰年”的一部分。

  华语片:我们没有失去抵抗

  杜琪峰保持了持续的创造力,他又一次成功地捕捉了香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部电影把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接呈现出来。香港是一个金融城市,它和全球金融系统关联密切。《夺命金》展示了金融危机所影响到的底层民众的生活,这一点使它具有特别强的本土性,同时又有特别强的国际性,套用汇丰银行一句广告词,“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这部电影对香港城市空间的拍摄、理解也非常精彩。它恰好和《枪火》相呼应,《枪火》拍的是一个空荡的、寂寞的香港;《夺命金》拍的是人潮涌动、人口密度极大的香港。这两种香港我都感受过。

  《倭寇的踪迹》是地平线单元惟一的华语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徐浩峰展现出非常强的重新建构自己独特武侠世界的自觉性。

  我觉得拍武侠片一定要在动作上有新的想象、新的尝试,徐浩峰对武术、对动作都有独特的处理。你能明确感觉到导演在突破、在寻找一个新的路子,虽然并非所有观众都会接受它。《倭寇的踪迹》对声音的处理也很有创造性,许多动作的节奏会通过声音提炼出来。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一部涉及到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古装片。从电影里可以看到导演对现实,特别是对权力结构的思考——当旧的权力秩序中出现新东西的时候,会引起什么样的激荡?

  在威尼斯能够看到中国电影导演努力的轨迹,从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徐浩峰的《倭寇的踪迹》、杜琪峰的《夺命金》,许鞍华的《桃姐》,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清晰的轨迹,它代表了华语电影人我们没有失去抵抗,还在抗争。

  电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工作,优秀的艺术家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电影工作很好地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拍电影的原初动力一定是因为自由表达的渴望,所以在自由和现实利益之间,真正的艺术家一定选择自由。

  我们看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能够直接地对社会发表观点,对生存在其中所存在的种族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性和暴力的问题都有毫不掩饰的、直接坦荡的电影的表达,这种当代性在中国的电影里面显然是缺少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摄影机面对当下,但是那种迂回、那种曲折、那种改写、那种小心翼翼,显然没有办法充沛地、饱满地反映当下的生活。

  如何理解人性、理解社会、理解政治、理解今天的世界、理解自然和人的关系,如何与人类总体的认识不脱节,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意识基本上呈现了陈旧的状态。我觉得我们的电影不能称之为现代电影、当代电影。

  我们的电影文化处于全方面保守状态。这首先来自于意识形态的保守、来自作者自身缺乏创造性和缺乏勇气的保守,也包含了整个中国电影观众在接受电影时的一种保守。

  地平线单元:从来没拍过电影的民族也来了

  今年地平线单元一个很突出的主题是自我放逐,这样的影片有十几部之多。它们讲述人从城市放逐到大自然、放逐到山区、放逐到与世隔绝的地方时,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处境。

  比如一部泰国影片《去做他的邻居》,讲述一个人从城市回到村庄的故事。摄影机跟随他,关注他的日常生活,拍摄他进山、种田、种水稻,非常自然主义,对大自然的呈现也非常有力,有一种当代艺术的感觉在里面。

  最令人惊喜的是在地平线单元中看到世界电影版图的扩张。一些从来没有生产过电影、拍过电影的民族,也带着他们的电影来了。

  有部萨摩亚和新西兰合拍的电影叫《演说家》,这是萨摩亚民族拍的第一部影片。讲了一个发生在古村落中的故事:村子里有个小矮人,他被视为弱者,他的生活与整个村庄起了冲突,最后他勇敢地站起来,面对整个权力进行辩论。

  从题材上来说,它直面本民族传统的生活形态。从电影语言上来说,它非常娴熟,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民族气质,这种气质是荧幕上很少见的。

  地平线单元就是这样,一面是全球化;另一面是许多过去不存在电影的地区、民族陆续拍出电影,很快被威尼斯接纳。

  一个地区的电影受不受关注,当然不会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人离开某个岗位就发生变化。中国文化之所以受关注,还和中国国情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是发展非常快的全球经济体,处在剧烈的变革时代,电影它是一个窗口。

  我并不担心马克·穆勒主席离任会怎样,华语电影最大的忧虑其实是能不能有更多的新面孔,他们的电影是否有能力、有机会来到威尼斯、来到戛纳、来到柏林,特别是能够进入到更加瞩目的主竞赛单元,这是华语电影要反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老是来常客?为什么新人非常少?是创作的问题、通道的问题、还是整个文化氛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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