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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迪的电影之梦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9日 07:39 外滩画报

  邓文迪与斯隆这股阴柔的力量,代表了在男性统治的好莱坞中崛起的女性制片力量。一位国外记者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见到邓文迪和斯隆后写道:“这两位女性独立制片人都是华裔,且都嫁给了美国媒体巨头。她们在戛纳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能言善辩,注意力集中,充分发挥女性优势,配合默契。”

  众所周知,好莱坞是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产业。据统计显示,在好莱坞关键的幕后职位里,女性只占16%。其中,女性比例最高的职位便是制片人,占23%。鉴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女制片人很少触碰高成本投入的商业大片,而是更多地尝试细腻的小成本独立影片。

  罗燕是第一位好莱坞华裔女制片人。这位演过《红衣少女》、拿过百花奖的女演员,在2001年改编了赛金花的同名小说《庭院里的女人》,独立融资拍完影片。这部号称投资8000万人民币的影片,无论在国内、海外都反响平淡。没有强有力的人脉、资源,好莱坞娱乐产业的大门很难敲开,此后,罗燕也淡出了制片业。

  相比而言,邓文迪不是个典型的电影人,更像是个擅长利用资源、人脉、能力运作电影项目的人。她不是那种做预算、卡投资,会关心到剧组方方面面的制片人。去年,邓文迪为《雪花秘扇》来中国五六次,每次停留1个星期或1个月,视丈夫、孩子的情况而定。据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她在电影上投入的时间并不多,大量琐碎的事情都交由专门团队打理。

  “但她仍然是个合格的制片人。中国只有三个人——王中军、张伟平、江志强,能够真正把中国的电影推向国外。现在,邓文迪算是第四个这样的人,同时,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雪花秘扇》 的合作伙伴华谊兄弟公司的纪翔表示。

  代表亚洲的眼睛

  邓文迪对她的美国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出生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女孩,小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她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到美国,变成富人,天天吃上肉”。

  “我实现了我的美国梦,但是我却认识了凯茜!”说到这里,周围所有人都笑了。凯茜·弗雷斯顿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当时,邓文迪在她的新书《素食主义》的发布会担任主持人,说了这番话。

  邓文迪本人的经历,是励志故事的典范、她在30岁之前,便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她身处的那个年代,女性必须去接受好的高等教育,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境遇,“读好了书,才能嫁好老公”。

  如今,邓文迪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经营她和默多克的跨国、跨文化婚姻。同时,她还要经营自己的事业。在上海期间,她要到晚上12点才能结束一天的采访任务。第二天凌晨4点,工作人员就收到她的短信,叮嘱当天的工作事宜。她只睡三四个小时,早早起床,除了惦记着工作,还要给美国的两个孩子打电话。“这个时候,她们应该在想我了。”邓文迪说道。

  上世纪90年代初,邓文迪在加州州立大学读经济学,老师丹尼尔·布莱克为她写了去耶鲁商学院的推荐信,并预言“她将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作用”。这位老师的预言,在20年后逐渐变成了现实。

  6月12日,邓文迪与拍摄过《盗梦空间》的传奇电影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图尔、凤凰影业总裁麦克·麦德沃一同坐在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当天论坛的议题是“中国梦”,探讨外国电影人如何实现来中国掘金的梦想。“中国拍片很便宜,没有工会制度,还有很好的制作团队。相比好莱坞,他们的工资比较低,并非常善于学习。”邓文迪认为,这是来中国拍片的吸引力。 

  麦德沃认为来中国拍片的魅力还在于:“中国人有钱,连美国政府都知道这点。”《雪花秘扇》的大部分投资来自中国内地资金,包括IDG公司、上影以及华谊等。因为涉及的投资方众多,具体的金额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剧组工作人员估计约1000万美金。

  “中国梦”是下一个世界热点。邓文迪跟着丈夫默多克到过很多地方,几乎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在打听中国的情况,问中国的机遇、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几个星期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刚问过邓文迪同样的问题。

  当初,邓文迪和斯隆成立的小公司,刻意避开福克斯、米高梅这样的好莱坞大电影公司,自己独立运营操作。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找上门来,邀请邓文迪为自己的影片担任制片人、出品人,其中不乏迪士尼、梦工厂等好莱坞大公司的项目。比如,在好莱坞已经颇有影响力的喜剧《博物馆奇妙夜》,就找到邓文迪,计划第三部续集来中国拍摄。

  “我希望为中国和好莱坞牵线搭桥。”邓文迪说。业内人士认为,如今许多国外电影人已把目光转向中国,但因为政策制度限制,以及不熟悉当地的文化,他们还不敢大规模投资。而邓文迪的出现,无疑给了很多项目落地的机会,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能量的输入点。   

  “邓文迪代表着亚洲的眼睛。当她的目光转向亚洲,就具备了杀伤力。”合作方华谊兄弟的负责人认为。

  B= 《外滩画报》        

  D= 邓文迪 Wendi Deng

  “既然我俩自己就能搞定,就不用找各自老公的公司了”

  B: 你一直说,《雪花与秘扇》这本书激发了你的一些同感,究竟是什么地方让你感同身受?

  D:比如说小时候很穷,总有种孤独的感觉,向往美好的生活。故事里的女孩Lily,她的家境也不好,但因为她裹脚裹得特别好,就嫁给了一个好老公。那时候,女人的选择特别少,特别凄凉。现在大部分电影里,女孩的选择权比较多,通过受教育,可以选择好的男朋友、老公和工作。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真的不容易。

  B: 在你那个年代,女孩子相对保守很多,向往美好的生活都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你在那个时代算是叛逆者吗?

  D: 对。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感受到的,很多朋友也有共鸣。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还是不变的。忠诚、友谊,这些是让人特别感动的东西。现在,我虽然很富有,但还是很忙很忙,忙到没有时间跟朋友好好聚一聚。以前贫穷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在一起聊天喝茶,感觉特别快乐。这些感触就让人想到很多关于人生该如何选择,如何度过的问题。我觉得《雪花秘扇》是个很好的电影题材。

  B: 拍电影的想法从何而来?

  D: 我从小就很热爱电影。在耶鲁大学商学院念书时,我虽然专业是学商的,但也选了很多有关电影学的课程,和电视相关的知识我也有去了解。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她恰好也看过《雪花秘扇》,也觉得很不错。于是,我们几个朋友就聚在一起,商量拍这部电影。王颖见到我的时候,也表示很想来拍,那么这件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准备起来。我也没有任何强迫自己的意思,但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下一步就想有意识地去寻找题材和合作伙伴。

  B: 你和另一位制片人弗洛伦斯·斯隆是如何分的? 她好像很少来中国吧?

  D: 对,暑假我会带孩子来中国,假期结束以后, 我回纽约,换她来中国。她的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所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次我来上海做宣传活动,她就负责欧洲那边的工作,因为她总是担心自己的中文不够好。她是马来西亚华人,但很热爱中文,我们俩分工、配合得非常好。

  B:有趣的是,你们俩有相同的背景。你们的先生在好莱坞都有大型的电影公司,但你们两人却没有利用这个便利,而是做起独立制片人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工作方式?

  D: 当时,我们只是喜欢这本书,就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又去找了好的编剧、导演。很多愿意帮我们的朋友聚在了一起,所以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包括在国际上的发行,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既然我们俩自己就能搞定,那就不用找各自老公的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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