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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很多生前潦倒未曾大红大紫、死后又迅速被人遗忘的作家相比，雷蒙德·卡佛的幸运在于他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里享受到了还算显赫的声誉和生活的改善，尽管这幸福来得过迟又短暂。

是什么成就了雷蒙德·卡佛？

　　“极简主义”是贴在他身上最好辨认的标签。他的笔下多数是美国不被关注的蓝领阶层灰暗无望的生活，他擅长用朴素精确、接近于白描的方式讲述这些人“普通平淡”的故事，而不像是有的作家在每一行字里都处心积虑地显示着小聪明。这些故事像是电影里某段为了酝酿高潮而预设的前奏，或者是暴风雨前一段看似平静的过渡，可是结果往往并没有高潮，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直接滑向了结尾，结尾还是开放式的，不确定性的戛然而止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留白，一个不安的、怅然若失的想象空间。卡佛自言他就是自己笔下这些人之一，时常“迷惑的，酩酊大醉的”，就像他故事中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般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写作是有技巧的话，他的技巧恰恰也就在这里。

　　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传记作者斯克莱尼卡在十年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征引卡佛尚未公开的笔记和手稿，细致到近乎琐碎地为我们还原了卡佛的一生，把一位短篇小说家的生活拉伸成了一部全景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斯克莱尼卡对卡佛怀有莫大的敬意，当然也对他沉迷酒精过着无力自拔的毁坏生活爱恨交加。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成就卡佛的恰恰就在于他所厌恶的、不想承受也无法摆脱的生活。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失意loser的代名词，年轻时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过早的婚姻、20岁之前就有了四口之家的重负以及十几年的酗酒彻底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很早就热爱写作，对文学有着令人费解的执著，23岁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可是成名后他在访谈中说，写作并不能给生活带来改变，甚至连一点点改善都没有。“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卡佛曾经说过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时，他是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有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很可能让人拿走。卡佛说从十几岁开始，这种“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拿走”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常态，他惜墨如金背后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他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除此之外，喝酒和怎样从喝酒中摆脱出来，这两件事也基本耗费了他的一生最主要的光阴。

　　卡佛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像是当初海明威所说的“冰山里的一角”，看似写的只是“一角”，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他的一生跟作品之间也是此种关系。他的很多生活可以说是无法言说甚至很难堪，普通人有的缺点在他身上也会放大存在，普通人的简单欲望在他身上也同样会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展示自己的伤疤，然后试着一点点写出来。

　　传记里也写出了卡佛的凡庸和不甘。这似乎与他曾经说过的“每天写一点点，不要绝望，也不要抱有任何希望”是相矛盾的，但是，无法选择地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不表示他对生活没有希望、对被承认没有希望。当他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录到精选集里，他满世界地给朋友看，之前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是有一堆债主跟在身后要钱，现在他总算有东西证明自己了。当《大教堂》取得成功以后，他开始享受一本书还没写就能预先拿到5000美元的待遇，这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兴奋，他跟家人分享他的成功，不断地开庆祝会。

　　写作对于卡佛来说，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支柱。他的一生为如何生存、如何取得成功花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去世前才总算获得了迟来的认可。在他成名后，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都在试图模仿他的写作，可是学界的长辈总是在告诫这些年轻人，不要模仿卡佛，因为卡佛就是从那个仿佛泥潭一样的生活里来的，他的生活、他的思考是不能被复制的。

　　那么，这是中国吗？

　　撰文 | 顾文豪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无疑是外国人对于“文革”时期红色中国的经典描述，镜头中的中国人带着前消费时代的朴素和傻气竟没来由地令人生出恍若隔世的慨叹。

　　如今继安东尼奥尼之后，我还得添上罗兰·巴特的名字。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在1974年春天与克里斯蒂娃和作家索莱尔斯等组成五人代表团造访中国。在20多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等地，在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旅程中，罗兰·巴特写了三本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所目击的人和事，虽然他抱怨“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据说是当时中国大使馆正式邀请罗兰·巴特访华，旅行者自费，官方安排行程。或许大使馆知道巴特是当时法国有名的左派加毛派，于是这样的官方邀请可以令外人更了解几乎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而法国本土则抱着另一种不便明说的心态，期待访华归来的巴特能幡然醒悟，一如纪德当初对苏联的态度转变。孰料最终巴特甩出来一篇《中国怎么样》，并未如好事者所期待的那样痛加挞伐当时的中国。“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撼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智识养料。可什么也没落下来。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答案外)空无。”

　　这种两边不讨好的窘况或许更多的是出于两边皆对巴特存有过度期许。事实上，作为符号学家的巴特，他对事物更多呈现出一种现象学的关注。好比在中国他更聚焦寻常人事，而非名胜古迹，一句句短语，一个个字词，一点点颜色和细节，中国是一则有待处理的文本。而当时的中国让他最感震惊的恰恰就是单一的颜色、单一的语词、单一的细节，一切都是单一，单一就是一切。官方安排的行程、向导和被准许的对话者，极度缺少意外、缺少“褶皱”、缺少“偶遇事件”的“每一天安排”令巴特“消沉了”。他惊叹这种窒息的语言环境：“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最为惊人的是，这种封闭是成功的，任何人，不论他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条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这种封闭。”

　　然而，“封闭”只是一方面，或者说，更深层的封闭并非信息的全然阻隔，而是信息被迫以唯一的方式和唯一的内容传递出去。“年轻的军人，对一切都面无表情，微笑”；“没有一个人的皮肤靓丽，混纺布质，条绒布质”；幼儿园孩童排演的短剧几乎都是“在街上捡到了钱，交给了警察”；“只有(书法)这一样东西是漂亮的，其余都是苏联式的现实主义”。“俗套”成为一种个体无法避免的生态。而吊诡的是，当俗套侵入政治与文化，“文化越高，俗套就变得越多起来”，巴特遇到的中国作家几乎尽皆废话长篇，满嘴俗套，即连批判林彪的语言都充斥着俗套，“有着最为密集的砖块，在一句话的长度中，有多少砖块啊？”“俗套”的一大后果就是让人变得“幼稚”。到处都是“被儿童化的成年人”，但问题是，“在不发展智力的情况下，能发展政治意识吗？”

　　巴特当年片段式的文字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俗套”般的长篇大论的一种反拨。因为谁都知道，任何对于中国的宏观统摄都将是盲目而危险的。而恰恰是在片段般的记录中，我们读到的才不止是片段的中国，更是一个真实的七十年代中国。假如巴特再来一次中国，这回又将记录些什么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将再次发出当年飞抵中国时的一句困惑，“那么，这是中国吗？”

　　双周推荐

　　《荒野求生手册》

　　作者：贝尔·格里尔斯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贝尔·格里尔斯是探险家、前特种部队战士、空手道黑带高手、热爱向高度挑战的登山者。在一次近乎致命的空降意外中背部断裂三处后，他才离开英国特种部队。现在他在Discovery频道担任《荒野求生》真人秀影集的演出人，本书内容便取自这个节目，贝尔从荒野求生的八大要素着手，教会读者如何面对各种极端环境，应付无处不在的野外危险。这些源自实打实的荒野求生经验的宝贵知识，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即便不是野外生存爱好者，也能被激发起冒险之心。

　　《不必读书目》

　　作者：刀尔登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学者大家都推荐必读书目，出版商也不遗余力一版再版必读书目的时候，刀尔登却逆流而上，列出了将近50部不必读的古籍书目，其中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山海经》，家喻户晓的三国水浒西游，童叟皆知的三字经，还有堪称文学巅峰的红楼??每一本书都有足以令人不读的信服理由，说是不读，其实，看完此书，你已经读了这些不必读的书目—盖刀尔登评点深中肯綮也。

　　《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作品》

　　作者：马克斯·弗里施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弗里施是瑞士作家、建筑师，他与迪伦·马特并称为德语文学的双子星座。他一生创作了多部戏剧和小说，此次收录的《彬，北京之行》《人类出现于全新世》《蓝胡子》《蒙托克》是其久负盛名的几部小长篇。马克斯·弗里施的作品远远超出德语国家的范围。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迪伦·马特曾经赞叹弗里施有能力把自家故事演绎成世界的故事，身份问题、两性关系以及艺术家和市民生活的冲突一直是他创作的主题。

　　《落脚城市》

　　作者：道格·桑德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道格·桑德斯是《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曾获得加拿大国家新闻奖，并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采访后，桑德斯萌生了撰写记录人口迁徙著作的想法。从2007年起桑德斯开始了一场全球之旅，从欧洲出发，到印度、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了包括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的底层平民，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终完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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