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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乙(微博)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写了一起无由杀人案，却没有迷恋于一般的侦破小说的情节炫耀。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南方日报记者 范 琛

　　月度作家：阿乙

　　推荐理由：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写了一起无由杀人案，却没有迷恋于一般的侦破小说的情节炫耀。小说中的杀人者杀人，仅仅是因为空虚，仅仅是因为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找一件事情做。除了小说，这是一个无法用其它文本去描述的故事。这或许正是小说的迷人之处，它发现了存在于社会理性结构之外的种种可能。

　　在26岁那年，曾当过小镇警察、组织部公务员的艾国柱，将过往的故事打包，启程北上，逃离了那座闭塞而尘埃四起的小镇，用文字对抗生活的无聊与困境。

　　在另一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他以狂热的阅读之旅完成了从警察艾国柱向作家阿乙的转变。他的小说以冷冽的笔触，向世人呈现孤独的个体对虚无、荒诞的生命的反叛。加缪是他的文学启蒙导师，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和巴里科是他书架上的精神密友。

　　对于阿乙来说，一篇小说如同作家创作的艺术品。为了“艺术品”的精致与深刻，患有文字洁癖的他不断地删减、打磨文字，巧妙布局，精心设计。他乐于在小说中埋下伏笔，与细心的读者在文字棋盘中对弈。他不介意充当“带来凶讯的乌鸦”，为世人撕开华丽的伪饰，直面黑暗的现实。

　　不久前，阿乙的长篇小说新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问世。这本只有不到十万字的小说，却是阿乙写作生涯中“写得最苦的一次”。

　　像蜜蜂筑巢一样写作

　　南方日报：你觉得长篇小说写作的难处在哪里？

　　阿乙：我写长篇的语言、用词和我写短篇的时候是一样用心的。我希望文本的每句话都不是多余的，但写长篇时这样做的压力很大。写长篇时本来应该是泥沙俱下，有几句废话读者也不会介意，但我很难做到那样，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才气，只能像蜜蜂筑巢一样来写作。

　　南方日报：在写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之前，你反复研读了加缪的《局外人》，书中的一些情节段落也有《局外人》的影子，这是否含有致敬的意味？

　　阿乙：《局外人》可能是加缪最好的作品，我觉得这本书的语言和均衡感很好。它的情节分为法庭前和法庭上两个部分。我基本上也参照了这样的写法，但写作的时候达不到这种均衡，前一部分写得比较足，后一部分的内容没有那么多，后来就改成了一个部分，没有把它分裂开。

　　我挺喜欢加缪小说里表达出的那种思想。我不懂哲学，如果让我直接去读萨特，我可能读不懂，但是我读加缪的时候就能感悟到。有的作者写的东西是可以把人的想法打开的，加缪和卡夫卡有点像，他能让人具备审视自己处境的能力。

　　南方日报：在书的末尾，主人公发表了一段长而抽象的法庭告白，安排这个情节的意义是什么？

　　阿乙：是这样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处境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在郑州晚报上班，做体育编辑。每天都是傍晚上班，深夜回家，白天睡觉，觉得整个世界和我没有关系。我在郑州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我就像一个完完全全被孤立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当时我觉得我的处境极其无聊，上完班拿完工资我就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了。我买了一台电视，但后来又觉得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我看体坛周报，每个字每个字地读，买地摊上的杂志，一个人走很远很远的路，到饿了才吃饭，然后回家，睡觉。我需要用这些很无聊的事情把自己的生活填满。那时候我没事就在想怎么解决无聊带给自己的巨大恐慌。我经常想要是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上战场。因为战场上是没有时间让你无聊的，你时刻都能看到死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脑子怎么会这么肮脏，盼望着战争的发生，但这就是在无聊的处境中才会产生的奇思妙想。

　　2006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起杀人案和我的情况有些类似，杀人的人也是离开某个县城，寄宿在一个亲戚的家里。他在那里很孤立。后来他杀了他的女同学。当时这被称为一件无由杀人案，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那时我就在想，他杀人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和我当时无聊状态下想世界大战一样，只是为了过得充实一些？后来我就以这个案子为蓝本，设计了他犯案的理由，写了这本小说。最后告白的那一段就是设计出来的。很多读者评价说那段写得很差，因为都是书面化的口吻，和19岁的主角不太像。但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世界上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

　　作家是艺术品的制造者

　　南方日报：你的小说大部分都在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之前你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未来会在小说里增添一些温暖的情节？

　　阿乙：我觉得一个作者不一定要成为正义的作者，不一定要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作家并不是说教的执行者，而是一个艺术品的制造者。但这些阴暗面只是我作品里的一部分。我说的温暖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温暖。很多人告诉我说可以写一些温暖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建议很好，但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想清楚一个问题。写作是有阶梯性的，第一层是自我欺骗，有的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世界本来的面目，就说这个世界很美好，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第二层则可以直面一些黑暗的东西。当我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可能回头写一些自我欺骗、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说的温暖是再往前进一步的温暖。就像加缪写的西西弗斯，不断把石头推上去，石头还是会滚下来，这是在极度荒谬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选择的温暖，是在废墟上建造一个太阳而不是虚构一个太阳。

　　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叫做刺马案。我觉得它是建立在最黑暗的背景下的一个最温暖的故事。读完这样的故事，你会发现自己全身都有力量。自己的兄弟被陷害而死，张汶祥用很多年来准备复仇，他会搭上全副身家来为死去的兄弟出这口气。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快看出眼泪了。清朝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很世故、很功利的，那个时候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是一件极度温暖的事情。这让你觉得，当你沦陷到黑暗里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会选择来搭救你，让你觉得自己不孤独。

　　南方日报：有的读者会觉得这本小说写得有点像推理小说。

　　阿乙：这本小说里很多的情节都是经过设计的。一般的读者会很快地一路读到尾，但有的读者喜欢慢慢地推敲，这就像读者在和我下棋一样，如果他慢慢地读，我就会告诉他这个情节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在草稿里算了很多天，包括主人公的作案手段、作案时间，包括他的伪装，这些都是我精心设计好的。他不能伪装得太好，那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发现他，他就享受不到那种逃亡的充实。他为什么手机关机还把电池拿出来？因为他想从这个世界消失，但一旦彻底消失别人就抓不到他了，所以他又把手机开机，让警察可以通过GPS定位发现他的位置。但我在小说里不会把GPS定位写出来，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这是有点像推理小说，每个步骤都是设计好的，认真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东西。

　　南方日报：如果要对这本小说挑刺，你觉得不足在什么地方？

　　阿乙：我想阐述的道理和小说本身的现实感产生了一些冲突，没有磨合好。如果我可以把最后的法庭告白写得完全像小说一样，或者把前面的部分写得像讲道理一样，这样看起来就会好一点。

　　“书给了我很多的眼睛”

　　南方日报：你写小说的时候更看重小说的哪个方面？是文本，还是故事情节？

　　阿乙：我更看重探讨处境问题，那种命运上的、我心里觉得很苦闷的东西。我觉得重要的是你把什么东西写出来，至于怎么去写，那是你自己的兴趣。

　　南方日报：你创作的很多小说取材于当警察时的经历，那段经历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阿乙：我写作的材料，我写作的灵感，都是在那时候找到的。那时候的生活特别有质感，这就像看电影，比如你去看美国西部片就会发现特别有质感，而你去看都市白领片的时候就找不到。这种质感就像一个男人，他留着胡子，带着猎枪，他是独眼龙等等。而像《杜拉拉升职记》那样大家穿着一样的白裙子搭着一样的电梯，我觉得那样是没有质感的。在乡村派出所当警察，你能回忆起质感。我在大街上看见一头驴、一匹马，都会觉得很好玩。但我回忆郑州晚报的时候只能感觉到无聊。大家都是一个工位一部电脑，每天蹲在厕所里玩手机。

　　南方日报：会不会担心当警察时积累的素材和经验会用光？

　　阿乙：可能早就用光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一座煤矿挖完了，有的人觉得就没办法了，但有的人会在旁边开个超市或者桑拿。我还可以根据其他的点来建构起一个世界。就像《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本小说，是我看到报纸上有四五百字的报道，就根据这个点来搭建这么一个世界，依赖的就是报纸上的报道材料，还有我自己的推理和对《局外人》这些小说的研究。这跟我做警察时的经验没有特别的关系。

　　南方日报：你当时为什么想逃离当警察的生活？

　　阿乙：因为我想逃开县城，往大地方跑。如果我一直做警察的话，就根本不会写小说。

　　南方日报：当警察的时候也有写小说吗？

　　阿乙：那个时候也写。但我现在发现我那个时候写的东西奇烂无比。因为你陷在那个县城里的时候，你的思维也是那种思维。我当时写的诗极其恶心，什么献给深夜巡逻的警察，什么你是人民的守护神。当时我的写作水平就只有这么高，如果我一直在那里当警察，写作水平也就只有这么高了。

　　南方日报：离开县城之后，你的写作状态有怎样的变化？

　　阿乙：我离开县城以后，在大城市生活，这就像从地上浮游到天空，俯视自己过去的生活，就像获得了另一双眼睛，能看得更清楚。我在县城基本不读书，出来以后因为无聊读了很多的书，那些书给了我很多的眼睛。

　　南方日报：据说你是从26岁才开始疯狂阅读文学名著？有个段子是说你在饭局上总是旁若无人地捧着一本书名看起来十分艰深的小说阅读。

　　阿乙：对，那时候有个朋友调戏我说我一生肯定没读过20本书，我不服气，就跟他数，后来发现确实没读完过20本书。我还和他说《读者文摘》合订本算不算，他就耻笑我。后来我就发愤读书，才发现书真是好东西。我会问别人你读过最好的小说是什么，然后就回去找来看。

　　我读书的时间其实很少，如果饭桌上都是谈些没有营养的东西，来来回回地喝酒就没多大意义了，饭是要吃，但并不影响我看书啊。

　　南方日报：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

　　阿乙：我从今年1月1号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经写了两万多字。它讲的是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遭遇困境最后投河自杀的故事，里面也是设计了很多的伏笔。我会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它写完。

　　阿乙的“恶之花”

　　□张柠(微博)http://t.163.com/zhangning

　　在文学创作中，与“善”的主题相比，“恶”的主题更具有挑战性。如果作家笔下“恶”的主题，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推理逻辑、符合既定的道德话语逻辑、符合表达意义体系的语言习惯，也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它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但当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关于“恶”的主题的小说：其中的“恶”无法用已有的语言逻辑解释，无法用通常的意义体系自圆其说，无法用既定的道德话语对它进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可适从，甚至愤怒不已，最后是彻底的绝望。

　　青年小说家阿乙的新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令已有的语言、价值、逻辑束手无策的“恶”的故事。小说以写一位19岁的青年犯罪的故事为开端(他将自己的同学杀死了)，详细描写了他逃亡、自首、坐监、受审的过程。其风格的冷酷和想象方式的怪异，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在文学史上，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博尔赫斯的《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利根》，还有加缪的《局外人》等。陀氏呈现了古典“罪恶”观念的荒诞性，并将惩罚的权力交给了上帝。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情节的荒诞性，让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自主性丧失了主动权。加缪让“罪”的主题获得了形而上学性质，并将意志的冷漠和性行动的盲目性结合在一起，试图借此摧毁世俗道德审判的逻辑惯性。这些文学遗产，无疑影响了阿乙的创作。但阿乙的故事诞生的现实基础是清晰的。

　　小说叙述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凶杀事故本身，凶杀事件一开始就被呈现出来了，“罪人”一开始就出场了。如果按照侦探小说设计，那么它一开始就可以终结了。可是，这部小说的整个叙述，是在凶杀事故发生之后。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如果答案是由法官、记者、心理咨询师、青少年犯罪研究者提供的，那么这部小说就毫无意义。最终的答案是由小说叙事提供的。不管你是否接受，这个答案的荒谬性、不合逻辑性本身就呈现出了它的意义——既定的话语、逻辑、词语，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荒谬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人们为这个荒谬的时间再增添一些荒谬的因素。于是我们假装自己为这个世界找到了不荒谬的理由，并且不断提用词语去建构一个不荒谬的世界。当世界的荒谬性进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时，人们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用“情感”来感化他、捕获他，让他在亲情、友情、爱情面前低头认罪，以便达到否定那些不符合公众思维逻辑的行为的目的，以便使它曲折地进入社会的陷阱。特别是母爱、父爱。关于这一点，阿乙的小说中也出现了。读到这里，我们会为他捏一把汗。如果这些东西的出现，成了小说结尾的理由，那么它就成了一个道德教化和惩恶扬善主题小说。幸好阿乙坚持住了，没有让这种滥情的主题大面积地泛滥，而是光亮一闪就过去了。

　　由此，这部小说还没有落入俗套，因而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作者对“恶”的描写，几乎达到了纯粹的地步。有人或许会用“虚无”来质疑。是的，对于文学艺术而言，有时候“虚无”比“虚假”更值得珍视。这也是我愿意认真对待阿乙的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个小说也有一些瑕疵，比如，有时候主人公的语言与他的身份不合，超出了他可能具备的能力，是作者的意愿强加给他的。只要在叙述中稍加收敛，这个小的瑕疵就可以克服。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专家评论：

　　北岛(诗人)：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与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比目鱼(微博)(书评人)：

　　阿乙笔下的乡镇、小城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有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在当下的国内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当属少见。时下的中文小说中不乏“关注底层”的作品，但大部分作者似乎并没有找到或提炼出一种恰当的叙事“腔调”，他们的文字读起来不真实、不对劲儿、不好看。阿乙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异数，他的文字洗练、冷峻，该克制的地方能够克制，该喷薄的时候可以喷薄。这位作家的文风是一种有趣的混合体：有时是干净利落的白描式短句(如《鸟看见我了》、《两生》)，从中能读出一些古代白话小说的底蕴，有时又是澎湃张扬的复句和长句(如《先知》)，明显带有翻译小说的味道。

　　辛泊平(诗人，作家)：

　　读阿乙的文字，我读出了汉语久违的干净与美感。淬火之后，幽幽的钢蓝，细如钢丝，脆如青瓷，冷如碧海青天。它不是刀子，却有冷兵器的冷气袭人。纯粹的汉字肌肤，瘦削而又丰腴。秦砖汉瓦一样的质地，石碑一样的清晰与弥漫。他的文字有筋儿，可以锤炼阅读的牙齿，考验它是否还有咬劲儿和韧劲儿。

　　读他的文字、他的句子、他的故事，你分明会顺着他坚硬的文字犁片触到底层冰冻的大地，瑟缩的草根，以及呻吟的生命。在这方面，他是卡夫卡的兄弟。只不过，卡夫卡的眼睛里是恐惧，阿乙的眼睛里是见怪不怪的“冷酷”。因为，从那里走出来，阿乙的灵魂已异常陡峭。然而，当我们看到那些被埋藏的伤口时，我们却无法安之若素。阿乙是在克制着讲述生存之痛和人生之苦的，荒诞之中的泪水，他的心已被洗得发白。

　　南方日报记者 范琛 实习生 巫珩

　　网络回响：

　　鲁博林：#中国文学现场# 本文始终在从容的笔调中行进，亦并不追求构造或语言的新奇，仿佛入海长河，从涓涓细流滥觞，趟过险峻的高崖和峡谷，汇聚成宏大的静谧，再在后半程历经千回百转和疼痛的波折，终于归于平静。从这一点上讲，它也和所有伟大的长河小说具有相似的基调(评刘剑波《疼痛》)。

　　魏筱潇：#中国文学现场# 《中国作家》本期推荐的是短篇小说《皇后大道》。吴君在“逃港”历史背景下展示了两个女孩子令人唏嘘的命运轨迹。除了取材特别，文中对女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写照，嫉妒、仇恨、怀念、愧怍或自卑，五味杂陈，别有韵致，使得本篇在各路命题作文的包抄之下显得更为难得。避开的“逃港”的敏感，着眼命运的变迁，正是这一记擦边球的好处。

　　黄盼盼Fanny青年学人：#中国文学现场# 阳子的《孤岛》通篇洋溢着青春期少年稚拙的迷茫和新鲜的伤感气息。各式人物带着各自的“孤岛”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疼痛而迷茫，他们将“孤岛”作为救赎之地自我放逐，而回归现实后又陷入恍惚：孤岛真的存在吗？人与人之间的孤独迷茫，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生命的阵痛与灵魂的飞扬纠缠一体，谱出一首残酷与伤感交织的青春物语。

　　南方日报记者 范琛

　　实习生 田娟 巫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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