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从戏剧性的角度来说，这场灾难融合了两种场景——置身于地震中的日本的脆弱以及由核能所引发的危害。前者是天灾，是这个国家从古至今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后者则是人祸，其后果可能比地震和海啸更为严重。日本从广岛的悲剧中学到了什么？

　　完全出于偶然，地震前一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几天后刊登于《朝日新闻》的晨版。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位与我同辈的渔民。1954年，他遭受到由比基尼环礁岛氢弹试验而产生的辐射。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时，我只有19岁。他将余生都投入到抨击核威慑的谬论及那些拥护者狂妄嘴脸的斗争中。我在大灾难发生的前夜想起了这位渔民，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吗？因为他也在与核电站以及其所带来的危害作着顽强的斗争。

　　我有一个经长期思索得出的观点，即通过由三类人群所组成的三棱镜去透视日本当代历史。这三类人群是：罹难于广岛长崎原爆的受难者，遭受比基尼群岛氢弹试验辐射的牺牲者以及核设备事故的遇难者。如果透过这些人和事件来审视日本历史，你就会发现在当下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可以确定核反应堆所造成的危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此次灾难已渐近尾声——并且我十分钦佩那些尽一切力量去展开抢险和救援的人们——然而，这场灾难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历史已然揭开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应该从那些核受害者——那些在痛苦中勇敢斗争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历史和国家。只有我们这些经历灾难的幸存者决心不再重蹈覆辙，才能真正从这场灾难中汲取教训。

　　从戏剧性的角度来说，这场灾难融合了两种场景——置身于地震中的日本的脆弱以及由核能所引发的危害。前者是天灾，是这个国家从古至今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后者则是人祸，其后果可能比地震和海啸更为严重。日本从广岛的悲剧中学到了什么？于2008年逝世的加藤周一先生是日本当代杰出思想家之一，他在谈到原子弹和核反应堆的时候曾引用了千年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所作的《枕草子》中的一句话：“远而近的东西，于弹指顷，即可到达。”核灾难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不可能发生的假想，然而它看似遥远的恶果却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日本人不该把发展工业生产力作为运用核能的借口，不该重蹈广岛悲剧的覆辙，把核能鼓吹为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正如地震海啸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一样，广岛的灾难应该为人们所铭记。核灾难之所以比自然灾难更加可怕，是因为它是人为的灾难。核反应堆的建设正是人类在重蹈覆辙的证明，同时，对人类生命的亵渎则是对广岛原爆受害者记忆的最为严重的背叛。

　　日本战败那年我10岁。第二年，日本颁布了新宪法。之后的那些年，我一直在问自己，和平主义是否已写入了我们声称放弃使用武力的宪法。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在日本境内引进核武器)准确阐明了战后日本的基本理念。但正如我们所知，日本在逐步重建它的军事力量，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成秘密协定，允许美国向列岛引进核武器，从而致使这三项官方原则成为一纸空文。然而，战后的人性理想并未被完全遗忘，逝者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并鞭策我们去尊重那些理想，他们的记忆也在阻止着我们打着政治现实主义的旗号去轻视核武器的致命本质。我们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但这也正是当代日本的模棱两可之处：它是一个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的和平主义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次福岛核电站设备事故可以使日本民众重新审视与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的联系，意识到核能的危害，从而终结核威慑论这种错误的观念。

　　当我处于人生成熟期之时，创作过一部题为《教给我们摆脱疯狂的方法吧》的小说。现在，在我步入迟暮之年之时，正在创作一部“最后的小说”。如果我成功地跨越了当前的这场疯狂，我将会以但丁《地狱》的最后一句诗作为此书的开场白：“我们从那里走出，又见繁多的星辰。”

　　(原载《纽约客》，201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