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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习惯称他为“圣雄”，因为他品德高尚，甘愿为印度独立牺牲自我。然而，多年来人们对甘地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他的多部传记主要涉及他如何成就伟大事业，很少交代圣雄的私生活。

《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抗争》

　　提起甘地(Mohandas K. Gandhi，1869-1948)，你脑海里立刻会浮现一个身材瘦削、身披提布衣、戴一副细圆眼镜的慈眉善目老者的形象。我们习惯称他为“圣雄”，因为他品德高尚，甘愿为印度独立牺牲自我。然而，多年来人们对甘地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他的多部传记主要涉及他如何成就伟大事业，很少交代圣雄的私生活，即便获奥斯卡奖的电影《甘地传》也不例外。不过，上月底出版的一本全新的甘地传记大胆地将他请下神坛，揭露了他诸多鲜为人知的隐私，其中最令人咋舌的是，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甘地与德国建筑师赫尔曼-凯伦巴赫(Hermann Kallenbach)的同性恋情。

　　这本名为《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抗争》(Great Soul: Mahatma Gandhi and His Struggle with India)的传记出自约瑟夫-莱利韦德(Joseph Lelyveld)之手，熟悉《纽约时报》的人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莱利韦德1937年4月5日出生，在哈佛大学读完本科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1962年，他加入了《纽约时报》，从文字编辑做起，后来担任驻海外记者，拿过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多个新闻界的最高荣誉，1994-2001年间担任《纽约时报》主编。2003年，该报主编Howell Raines因为“杰森-布莱尔造假丑闻”下课后，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临时主编。

　　《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抗争》本来计划由Harper Collins出版社印度分公司引进到印度，但先期书评透露出的讯息，却令许多印度人对这本书颇为不满，甘地的故乡古吉拉特邦已宣布此书为禁书。该书除了暗示甘地是双性恋外，还指出他在南非被捕时，因为和当地土著人关在一起而颇感不公，称“非洲黑人是最不开化、不文明的一群人”。然而，作者莱利韦德对此不以为意：“我从没说甘地是双性恋，也没说他是同性恋，也没说他是个种族主义者——书里由头至尾没出现过双性恋这样的字眼。因为我没说过那些话，所以我没什么可为自己辩护的。我只说了单身的甘地和凯伦巴赫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并非什么新闻。这是本负责任的书，是一本充满情感的书，是一本对甘地其人其事表示景仰的书，结果却被当成是某种煽情的纯为捞钱而写的垃圾作品了。它绝非如此。”

　　先来了解一下赫尔曼·凯伦巴赫是何许人。他1871年出生在德国，犹太人，1896年去了南非约翰内斯堡投靠亲戚，随后成了建筑师，并加入了南非国籍。1904年，功成名就的他遇到了在南非工作的甘地。他被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深深吸引，两人成为挚友。1910年，凯伦巴赫把自己名下4平方公里的土地献给甘地，供他建立起非暴力不合作基地。凯伦巴赫放弃了过去的优渥生活，他搬来基地居住，学习甘地过起了简朴的素食生活。甘地在南非开展非暴力不合作斗争活动期间，两人经常同进同出，还一度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甘地曾说过两人是“灵魂伙伴”(soul mate)，他在自传中

　　反复提到他们之间的友情。1914年，凯伦巴赫本计划随甘地一起回印度，但因一战爆发没能成行。战后，他回到南非继续当建筑师，与甘地保持通信联系。虽然之后他的精力大都花在犹太人复国计划上，但仍在1937、1939和1945年三度去印度拜访甘地。后来两人在政见上产生分歧(甘地劝凯伦巴赫原谅纳粹的大屠杀，后者确表示难以从命)，但友情并未淡化。1945年，凯伦赫在南非去世。

　　事实上，甘地和凯伦巴赫的关系并非是莱利韦德发现的“新大陆”，书中的记述不过是参考了两人的往来信件，包括凯伦巴赫日记的节选，只不过由于文字的奇妙，敏感的读者很容易从字里行间读出浪漫的情愫。例如甘地写于1909年6月21日的第一封信：“我从火车上给你写第一封信，希望你一切安好，你在我心里处于最高的地位。当心与心交谈时，言语变得多余，但我还是想要说：我无法理解你非凡的爱，我希望自己能对得起这一切。我们彼此的情感是最有力的证明，证明我们前世就曾一起生活过。”1909年9月，甘地在信中说：“你的人像照(唯一的一张)放在了我卧室的壁炉上，壁炉正对着床。那上面还放着永恒的牙签。玉米、脱脂药棉和凡士林常常会让我想起你来。”甘地还在信中称凯伦巴赫为“下院”，而自己是“上院”。 莱利韦德认为，这些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同性恋的暧昧气息，但在当时却是男性好友间司空见惯的对话习惯，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环境来做判断。他解释说，这里的脱脂药棉和凡士林是甘地和凯伦巴赫用清水灌肠时用的。甘地一直都有灌肠的生活习惯，他认为灌肠可以清洗人的躯体，祈祷则可纯洁人的心灵。至于“下院”和“上院”的称呼并非什么秘密，也不意味着两人不仅是soul mate还是body mate，在公开的印度国家档案中对此就有记录，仅表示两人在基地中的分工：“下院”负责做预算案，“上院”负责否决其中的大部分。

　　不过，印度政界并不理会作者莱利韦德的辩白，各党派纷纷表示谴责，民间也群情激愤，有要求作者道歉的，甚至有要求印度政府将他送上法庭的。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些做法，认为不该禁止该书，其中也包括了甘地的曾孙Tushar Gandhi(圣雄甘地基金会会长)，他说，相比该书的影响，禁止该书反而是针对甘地的“更大侮辱”：“圣雄本人是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如何他都是那个率领印度赢得独立的纯爷们。”他甚至许诺，他会针对禁书令发起法律挑战。同样，也有普通民众保持温和而理性的看法，一位网友在《印度时报》上留言：“约瑟夫-莱利韦德在新书中引用了印度文化史学家Tridip Suhrud的话，‘他们俩是一对’。之后他又引用了另一位甘地研究专家的话，说两人间的关系‘显然是同性爱关系超过同性恋关系”(clearly homoerotic rather than homosexual)’，但又补充说‘我之所以选择使用这个词，是为了描写一种强烈的彼此吸引，仅此而已’，但他继续写道，‘在南非的印度人小圈子里，大家口耳相传着他俩的关系，结论有时并非那么暧昧不清。当时那不是什么秘密。那位甘地，扔下了自己的妻子，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了。’现如今，反抗声起来之后，莱利韦德先生又矢口否认他在书中有任何一处将圣雄描写为‘双性恋’，但傻瓜都看得出莱利韦德先生在文字间暗示什么，但那又如何呢？甘地的伟大会因此受损吗？我们印度人的偶像和导师倘若真有什么性的渴望，不管是哪种性的渴望，我们印度人就会因此憎恶他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不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看看甘地自己写的传记，那才是最具启发性和最真实的文字，相信甘地本人丝毫不会介意这一切的风风雨雨。”(文/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