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墙外开花墙内香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 09:29 TimeOut
在被窝里猫着读了一冬天的小说,读到结尾的柳暗花明,春天也来了。一年之计在于春,适合读点兼具深度和情怀的,海外汉学著作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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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能讲漂亮中国故事的老外
中国读者一向最能接受宏大叙事的传统,而最崇拜太史公的史景迁(Jona-thanSpence)除了继承老前辈的名字,也继承了其“微历史”的传统。不少读者都会怀疑但又无不津津乐道于《史记》中那些不可能为外人知晓的密室暗语、宫闱私事。再观史景迁作品,无论是去年底出版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还是年初出版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都充满了这样的评书段子。
再翻开《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言之始便赫然写着: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耶鲁大教授居然酷似名侦探柯南的语气,让人按捺不住把它当侦探小说读的冲动。但不少了解那段历史的专业读者,在看完书之后却给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评价。
对此,作为出版方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用自己的私阅读体验现身说法,如果你坐在书桌前把它当做信史去皓首穷经,那可能确实不适合你;但“用一整个下午喝着茶、晒着太阳、读史景迁,确实会很过瘾。”。在她看来,史景迁这一次带来的是学术普及,是“讲故事来的”。有人觉得他学术功底不行,不如国内学者,但“没人规定史先生的学术功底必须要比国人强,但他作为一个老外,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却胜过绝大部分国人,这一点决定了他是个好汉学家。”
“有学问和能够讲出来故事,那是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事。就像我们国内的许多学者,学问很好,但是讲课让人睡觉。而史先生呢,他的《前朝梦忆》让我愿意把原本不熟悉的张岱重读一遍”,史景迁的功力,是把汉学这盆兰花从象牙塔搬到明媚的春光里。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是史景迁在耶鲁历史系的第一个博士生,此次担纲恩师系列作品简体中文版的主编之一。在他看来,国内的国学都太偏于强调章学诚加上的“德”,注重政治臧否,太过功利而有失公正。而当代中国更是把政治正确摆在第一,明火执仗地“进行‘把历史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的工作,化历史研究为意识形态斗争。”史景迁的价值除了学术通俗化、雅俗共赏之外,更在于回归刘知几的“才、学、识”传统,回归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在东西方奠定的“说故事”原则。
宇文所安:论文能让人躺着读
宇文所安(StephenOwen)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是三联的“宇文所安”系列最新的一本。生长在“密西西比川”边的StephenOwen,有个鲜卑人的姓,和来自《左传》的名。这位哈佛教授和天津姑爷的著作,从《初唐诗》到盛唐、中唐一路走来,到今年初《晚唐》呱呱坠地。
在书评人任晓雯看来,宇文所安的作品看名字都让读者“下意识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和迂回深奥的大词搏斗。其实是能倚着躺着,以任何惬意的姿势品读的。”即便是告别了写中唐时“学术散文串联文化史”模式的尝试,回归了传统文学史架构的《晚唐诗》也堪称如此。
“回瞻”与“迷恋”是《晚唐诗》的关键词,书中的主人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都是浸淫其中,实践着自己独立的诗歌写作。读起来既像是大唐王朝解体过程下文人情感体验的挽歌,让文学爱好者大呼过瘾;又将情感落实到他们视野中的世界影像,对历史癖理解后来发生的社会及历史转型大有启示。
在任晓雯看来,如今国内的国学研究有点像厨艺大赛,“大家不为切肉本身,而是为给观众表演我的刀工多么牛”。但也许是不想国内学者有为论文职称谋的压力,宇文所安这位星级名厨,却始终关注最根本的“肉”——文学本身及文学中的人,充分实践了“文学是人学”这样听起来俗不可耐其实非常具有真理性的原则。正如宇文所安前著《追忆》的中译者郑学勤所说:“宇文所安的看法多半是基于个人的感受”。无招胜有招,这无疑是高明的招数。
任晓雯称:“正因为不为招数所束缚,使得宇文所安具有了国内国学界难得从容优雅和沉静,让读者获得审美与思辩的双重愉悦,也让死去的古人得以在书中复活。”在宇文所安自己看来:“现代中国有种观点我不能同意,认为西方文学是讲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谁都能懂,中国古代文学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只能静止僵化地看”,所以这一“复活”很有必要。
“出口转内销”,我们如何选货?
如今海外汉学已经日趋成为学者中的显学和读者中的热点,但琳琅满目的同时,选择总会成为一种痛苦。这酷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面对进口商品一下子涌入的态度——既为物质生活突然丰富而欣喜,又担心上当或消受不起而烦恼。
在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看来,海外中国学“返销”时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古即有之,“清末民初取法日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向俄苏,八九十年代之后又言必称美国。”不过现在的读者比那时候幸福得多,因为那时候是受留学生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没得可选,现在有的可选了,所以完全可以抱着一颗平常心:“海外汉学家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只是一群研究中国、写中国的外国人。”
“很多人不是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呀,真是太棒了’,要不就是‘洋人史料都没看懂多少,他能懂什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说,自己认识的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都存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读海外汉学应该认识到:这首先是外国学,而不是国学。因为不少海外汉学家“把中国当成他的问题和理论的试验场,不断地用中国历史检验和实践他们的理论”。因此,即便是很多以严谨著称的大师,误读也在所难免。
最喜欢对中国放炮的海外汉学家非德国人顾彬莫属,他有过一句名言“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而他的美国同行宇文所安对此是“部分同意”,因为“误读也可以是很感人的,很有意思的误读。”但即便存在着误读的可能,“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西方文学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就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
如此说来,史景迁、宇文所安这些“正牌”外国汉学家的作品,不妨搭配着欧美名校教育背景的国学家进行“比较阅读”,往往饶有兴味。后者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伦理,又有着族群认同,但又接受过欧美式的文史专业训练,不容易陷入传统国学重臧否轻公正的“史德”误区。
除了之前作品流传更广泛的唐德刚、余英时等人,许倬云近期也有“历史智慧”系列问世。许倬云这一作品的最大的优点是,能让如今越来越多的因功利心无法沉下来的人,也不会抱怨,而是进入阅读之中。比如《从历史看管理》就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管理历程的浓缩精华娓娓道来。为办公室政治而头疼的读者,或可从古人身上发现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