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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尼叶经常接受采访，但他在过去几十年从不主动谈论自己的儿子。这个近乎禁忌的话题，直到他70岁那年才开始改变。

直到70岁，法国名作家让－路易-傅尼叶才出书，第一次谈到他的一双智障儿。

　　举凡哀伤，凡是沉重到不可以说的，才是入骨之痛；待到我们可以言说之际，其实才是真正疗伤之旅的开始。对于有着两个智障儿子的法国作家让-路易-傅尼叶来说，亦是如此。

　　身为知名作家与金牌编剧，傅尼叶经常接受采访，但他在过去几十年从不主动谈论自己的儿子。这个近乎禁忌的话题，直到他70岁那年才开始改变——那一年，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出版了一本书：《爸爸，我们去哪儿？》。正是这本书，第一次全面披露了一位父亲的心声。反观傅尼叶以往的沉默，也正是因为痛苦沉重得无法提及，正如他日后坦白：“过去不提，不是因为怕丢脸、怕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而是无法面对说了之后难以承受的痛楚。”

　　一般而言，人们总认为有一个智障孩子就是一次世界末日，傅尼叶自我打趣是经历了两次世界末日。这样的概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买了张基因的彩票，可惜没有中奖。大儿子马蒂约因为手术失败，在15岁时离去了；小儿子还没长大已经开始衰老，30岁还在无意识地生长，甚至孩子的母亲也不堪忍受而离开了这个家庭。傅尼叶苦涩地自况：“我的人生路最终陷入绝境，在死胡同里终止。”

　　这份人生的重负如影随形，直到生命的尾声，傅尼叶决定选择豁达，用微笑来谈论自己的孩子——“人们说起残障儿的时候，脸上总是露出相应的表情，就好像在谈论灾难一样。这一次，我想面带微笑地谈论你们。你们曾让我开心，而且有时是故意逗我开心。”

《爸爸，我们去哪儿？》

　　孩子永远是天使，即使天使有所折翼，傅尼叶的孩子也不例外。《爸爸，我们去哪儿？》一书中，没有含辛茹苦的心迹，没有豪情壮语的表态，书中比比皆是自我戏谑与黑色幽默：“幸好我的孩子们从来不上学，没人能在学校里嘲笑他们”、“我们听天由命吧，或者干脆撞墙算了”、“一个残障儿，两个残障儿，怎么没有第三个呢……”、“爸爸，我们去哪儿？我们上高速公路，逆行。我们去阿拉斯加逗熊玩，然后被熊吞掉。我们去游泳池，从高台上往没有水的池子里跳。我们去圣米歇尔山，在流沙上散步，然后陷进去，一直陷到地狱里”……

　　傅尼叶之所以能够坚守，也在于他选择以“幽默”来治疗这份不能承受之重。傅尼叶的态度，或许和很多读者期待的苦难深重以及自怨自艾等负面情绪完全不同，但是他不以为意，依然故我之余表示“不应该剥夺残障儿逗我们开心的权利”。不是吗？如果生命已经足够苦涩，那么更应该加点糖，正如傅尼叶如此珍惜与孩子们的艰难互动得到的快乐。

　　傅尼叶大学时研修古典文学，本来有望成为严肃学者，却阴差阳错做了编剧。他的剧本曾经获得多项国际性奖项。年过半百之后，他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写作，也大受欢迎，迄今出版20余种书籍。《爸爸，我们去哪儿？》出版之后大获成功，不仅荣膺2008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更是一度成为法国文学畅销榜第一名，感动无数读者。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长子也有智障。儿子大江光的诞生，将大江健三郎推向了命运隘口。“由于长子光的诞生，不知该说是‘扑通’一声被推下去，还是该说是被一口气推开，我被置放在了难以称之为心理危机的处所，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面对。”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因此而有了更多升华，随后，与此有关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出版，获新潮文学奖，为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石。大江健三郎和傅尼叶一样，通过书写自己的痛苦，不仅部分地解放了自己的生之沉痛，也无形中救赎了万千大众。

　　如是的努力也是生命力的源泉，正如费米娜文学奖评审所言，本书的出色之处在于欢笑中的泪水，“在众多叙述生命伤悲的题材中，它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打破我们对于悲伤的看法。谁说伤心一定要流泪？真正的悲伤，或许反而是不带泪水的字眼……”

　　《爸爸，我们去哪儿？》

　　作者：[法]让-路易-傅尼叶 著 李欣 译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