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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底，文坛上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理想国文化沙龙”活动，包括陈丹青、梁文道、易中天、贾樟柯、张大春、舒国治、骆以军、欧阳应霁在内的30人齐聚一堂，他们每一位都堪称大师，这无疑是一场文化盛宴。

　　创意总监梁文道说：“想象力是逃脱潘多拉匣子的最后馈赠。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但至少，不放弃对未来的想象。”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想国”就是被这群书生精心营造出来的“文人共和国”——一个跨越地理界线的社群，一个理性、理念及理想的共同体。作为不甘寂寞的大好青年，参加各种音乐节、电影节、戏剧节，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何不跟随大师，在这个节日为思想插上翅膀，展开一场穿越旷野的想象。

　　对话陈丹青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乏味到可憎

　　在“理想国沙龙”里，陈丹青与谢泳对话，他们同样是对民国历史感兴趣，一个偏爱鲁迅，一个偏爱胡适，却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今天我们到底失去了哪些宝贵的东西？谈到“理想国”，陈丹青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正因为不可能才有意思，而对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同样感到忧虑。

　　“理想国”就是不可能，不可能才有意思

　　记者：怎么看待这场“理想国沙龙”？

　　陈丹青：不一定庞大，但蛮丰富，因为请来了这么多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聚到一起大合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部。“理想国”的意思在我来说就是不可能，但就是不可能才有意思，就是不可能我们才会想办法。我期待来的听众不要只是被动地听，要表达自己，我厌恶学校的那种权力关系，永远台上台下，把一切弄得没有意思。

　　记者：现在沙龙活动很多，这种形式于我们有什么意义？

　　陈丹青：中国在80年代正式的、非正式的文化沙龙是很多的，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候，这种互动其实不太务实，但是好就好在它务虚，大家谈得天马行空，人文、国家、历史、文艺。但是到了80年代末以来，被人为地强硬中断，大家注意力都转到经济上去了。这些年来媒体又开始操办这些事情，但大多是颁奖活动，带点广告性质，散播点价值观。我想，广西贝贝特要办的“理想国文化沙龙”活动与时下的其他沙龙相比性质不同，它还是想接上十八九世纪那种务虚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活动。

　　记者：在您的概念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状态？

　　陈丹青：这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年轻人的生活乏味到如此可憎的地步，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大学生也不至于如此。我不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在就学年龄为什么可以乏味到这个地步，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年轻人最想知道世界、跟年长的人交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他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网络的出现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可怜，年轻人在网络里找朋友，跟虫子在夜里叫一样，好可怜好可怜。

　　我是一个职业抄袭者

　　记者：为什么出一个集子专门谈鲁迅？

　　陈丹青：我是业余写手，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写一个话题，但忽然有人说你写写看，我就会去做。第一次谈大先生，是鲁迅博物馆馆长孙瑜请我去博物馆谈的，不讲鲁迅讲什么呢？可是我有资格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讲了自己感兴趣的，完了之后我完全没想到，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要我陪他各处讲演，这样就有5篇讲演稿，加起来就有6篇，从2005年到2008年，三四年，分散在两本我的杂乱的集子里，现在就出了合集。

　　记者：有读者说您笔下的鲁迅还原了他的本性，您怎么看？

　　陈丹青：没有人能够还原哪个历史人物，我只是给出了我自己的想象。我相信台湾和香港的读者也能谈出他们心中真实的鲁迅，而且和我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我曾经想过写另外一篇文章，因为两岸隔阂60年，这60年足够出现两岸非常不同的文化，我计划邀请一个现在的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一起谈鲁迅和胡适，最后能谈出三个时间段不同的文化变迁，这中间很难有一个是非。我喜欢胡兰成说鲁迅，他说，鲁迅那时候批评中国就像一个姑娘早上起来梳妆打扮，梳着梳着突然就不高兴，总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就很不开心。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讲得一本正经批判国民性，其实鲁迅看了会不高兴的，因为一个人在讲一个很大的事情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记者：新书里要用到鲁迅的很多照片？

　　陈丹青：因为我是画画的，所以总离不开图像，比如我说鲁迅好看，是因为看到他的照片。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八字胡很好看。我部分认知事物是图像告诉我的，文字再呼之欲出都不如图像。古代说有诗为证，我说是有图为证，图像史较文字史早好几万年，动物没有文字语言，但非常清楚危险的靠近。图像对于我来说性命攸关，在所有谈到的人事中，只要有图片我都想要放上，而图像跟文字发生在一起，会很有意思。

　　记者：说到鲁迅，不得不说最近汪晖抄袭事件，您有关注吗？

　　陈丹青：我没有看过他的“反抗鲁迅”，几乎他的任何著作我都没看过，基本上所有的学者的著作我都没看过，所以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判断是有还是没有，甚至是对还是错。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一个职业的抄袭者，我从1989年开始，所有的创作，特别是中年以后最重要的著作，全部是抄袭经典的、古典的绘画图像，抄袭新闻照片，抄袭我能找到的、认为值得的，而且我会告诉大家我在抄袭。这种行为是有道德支持的，这是后现代被确认的方式，叫“挪用占有”。我特别喜欢抄袭，我想了，等我老了没有创造力了，就去临画。我也喜欢用引文写作，就是通篇没有自己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