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食男子和中国女工

　　导语：雅典奥运那年，我拿着有效期为三百六十天的working holiday签证去了法国。先是到巴黎，因为生活费很贵，我便混迹于相对便宜的华人街“Belle Ville”(美丽城)。华人街的房东不会把房子租给“老外”，所以我靠还过得去的中文冒充台湾同胞，总算租到了一张三欧元一天的床铺。小小的房间里共有六位女性一起生活着，房东夫妻和女儿住隔壁房间。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是从中国南方来赚钱的，其中几位明显是偷渡而来。

　　我在“浪漫花都”无所事事，每天不外喝喝咖啡、沿塞纳河走走、和当地人闲聊，而我的五位室友们，有的天天看着国内孩子的照片伤心，有的起早贪黑在缝纫厂和超市干活，每月攒下两千欧元寄回老家。她们对世界的认识、对法国人的看法、对人生目标的设定，和我完全不同。

　　当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做不该做的事情。我在东京和台北上班赚点钱，用自己的存款来法国，过一个日本小市民式的节俭假期，一切名正言顺。但是我在巴黎华人街认识到，还有另一个人群，一个不考虑任何假期的人群。一个半月后，我以“台湾人”的身份辞别美丽城女工。电视上播放着雅典奥运闭幕式的画面，四年后的主办者北京正展示着富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身穿超短旗袍的小姐们，边扭动边拉二胡。我无法将她们和美丽城的中国女工联系起来。

　　“我在做不该做的事情”，帮我追问下去的是一本英文书。The China Price: The True Cost of Chinese Competitive Advantage(Alexandra Harney，The Penguin Press 2008，台湾版定名为《低价中国：中国竞争优势的真实代价》，天下杂志，2008年)。作者哈妮(Harney)女士现居香港，曾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当记者，退职后搬到香港，专门采访了中国南方的工人们，两年后写成此书。

　　书名里的“China Price”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中国产品的价格”，即消费者对Made in China产品的付费。另一层是“中国制造的代价”，指由中国制造商品时，“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该书并非单纯谴责血汗工厂或跨国公司，曝光工人的艰辛也不是最终目标。The China Price的根本价值在于写出了高度消费型社会的界限。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赖于廉价的人工费。而“廉价”背后的种种，无需我在此重复。导致工人低品质生活的直接责任人是工厂老板，但背后还有打出“Best Price”的跨国公司，以及作为消费者的我、我妈妈、日本人和别的外国人。The China Price是通过展示着中国造产品的来源，警告大家这个消费性的社会将会面临大麻烦。

　　虽然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但每次回国还是感觉到日本是“消费天堂”。我父母住在离东京两小时车程的茨城县，人口密度并不高，但开车出去几分钟就有三个购物中心。各类商品设计精心、品质可靠，而且价格也不高。站在明亮的购物中心，要想象东莞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工人们，其实很难。但是我们消费者的确需要这种想象力和知识。“消费天堂”的背后，有某地某人的牺牲，那是跟你一样的普通人。你的选购动作就像选举一样，要想一下手里的商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你购买一次，就是给制造者投一票。这就是消费者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作者哈妮女士写完该书后，开始关注日本的“草食男子”。 哈妮女士高中时代就对日本产生兴趣，东京大学留学毕业后的九年间，在日本为《金融时报》提供制造业新闻。日语、汉语都十分流利的哈妮觉得，前作The China Price和“草食男子”不无关系，因为二者都代表了高度消费型社会的界限。The China Price写出的是制造方的界限，“草食男子”则代表的是消费者方的界限。媒体关注“草食男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除了极为清淡的爱欲和性欲外，还有排斥“虚荣消费”的倾向。比如过去的日本男人喜欢排场，动辄购买豪华轿车和最新款电脑，现在的“草食男子”却觉得这样的消费方式很无聊。如果“草食男子”日后成为日本主流消费者，可以想见对日本商业带来的冲击，所以经济业界对“草食男”也关注有加。换个角度来看，让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们“有活可干”的是“草食男”的父辈，对现有经济环境感到别扭的则正是“草食男子”们。回头想想，我那“在做不该做的事情”的意识来源就在于此。

　　另一本引起我注意的书是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Leslie T. Chang，Spiegel & Grau 2009)。作者是美籍华裔女性，担任过《华尔街日报》的驻北京特派员。她从2004年起，花三年时间在广东东莞采访女工，近距离观察了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我本以为全书的重点会是描写女工的苦境，但读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们的“上升志向”和彻底的“个人主义”。学习英文、上网找男友、为了高一点的工资反复跳槽、伪造身份证和毕业证书、贿赂和卖淫等等。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天不怕地不怕地寻找个人幸福的女性，在日本已不多见。对于这些行为的是非曲直，不设身处地是难以评判的。但我想先为她们的顽强和不认命叫一声“好”！

　　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下两书日译本的情况。The China Price被译为《中国贫困绝望工厂》(日经BP书店，2008年)，Factory Girls则是《现代中国女工哀史》(白水社，2010年)，明显是以1925年出版的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为范本。我觉得这些日文版的标题有点煽情甚至偏执。另外从在日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发禁〈中国农民调查〉抹杀裁判》等例子可以看出，在中国遭“冷藏”的图书较能引起日本读者的注目。这多少导致了日本出版的中国题材书籍有“过激”的倾向。人言可畏，看来书名也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