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导语：首先说明，本文的主题，我在《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一文(《随笔》2007年第五期)里已经涉及，有“自我抄袭”的成分。但考虑到问题虽小，性质却甚重大，故仍写出，立此存照，以为学人戒。

　　这个话题首先是谢泳先生引起的。学界故老相传，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而谢泳写了一篇《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这其实是以讹传讹，胡适的原话出自写于1919年的《实验主义》，本是评述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的：

　　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此处的“实在”，即Reality——胡适这些话根本与历史问题无关。

　　对于胡适其人其文，我自觉算是比较熟悉了，但老实说，初读谢泳的文章，我还不敢完全相信。可是查检了好几种今人编选的胡适语录，确实找不到这样的话。

　　那么，胡适的话又是怎么被扭曲并传开的呢？谢泳推测，可能是由于冯友兰写于胡适批判运动时的文章《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六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冯是这样说的：

　　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他底中国哲学史工作，就是随便装扮涂抹中国哲学史，以反抗中国革命形势底发展，为帝国主义服务。

　　以后我偶然留意到几个例子，可以为谢泳的说法作一补证。

　　手头有本《哲学研究》编辑的《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其中方立天的《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有这样几句：

　　“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同上书二集卷二)的实用主义历史观。

　　将“四人帮”跟胡适绑在一块，也算了。我不能忍受的是，作者煞有介事地说明出处，以示严谨，却将作为哲学名词的“实在”有意曲解为副词来使用。比之汪晖在《反抗绝望》里，将勒文森评论梁启超的话套到鲁迅头上(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方立天可以说更为巧妙，也更为恶劣。

　　此书还有一篇署名齐岩的《评梁效某顾问古为帮用的史学方法论》说道：

　　实用主义者胡适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就是把历史比做任人打扮、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否认有客观真实的历史。某顾问也认为没有客观的历史，只有“写的历史”……所以他认为“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古代史，真是好玩，就是那么些材料，你可以随便给他解释，差不多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四十年的回顾》)这同胡适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的说法完全是一样的。

　　此文所批判的对象，一望可知是冯友兰。这样，冯曾用来批判胡适的，别人也同样用来批判他了。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之谓也！

　　像方立天那样扭曲文本的做法，我以为可算是学林“经典”了；可天下事似乎总是无独有偶，我居然又发现了另一个大同小异的例子。

　　漆侠早在1952年就写过一篇《胡适的实验主义与其历史学的反动本质》(《漆侠全集》第十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里面说：

　　既然胡适认为“真理”是“人造的”，于是胡适也就认为历史也是由人的主观随意性制造出来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曾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就是说，历史可以随便涂抹随便捏造只要它符合你的主观意志就成功了。为了达到涂改、捏造历史的目的，胡适叫嚣着什么“历史家须要有高远的想象力”——因为“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

　　在这里，他将胡适讨论哲学问题的话，硬栽到历史学领域，不正是他自己所批评的“随便涂抹随便捏造”吗？考虑到此文写于举世批胡的时代，作者不过随波逐流，也还罢了。但作者到了晚年，又在《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一文(《历史研究法》附录，河北大字出版社，2003年版)里说：

　　胡适把历史看成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或任意摆弄的一百个大钱等之类的主观主义的谬论，自然是应当批判的。

　　这还不算，他在讲义《历史研究法》第三讲里又说：

　　对客观的历史要尊重，要反映它，就要采取科学老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最忌讳的是主观随意性，导致乱来。过去胡适之先生曾说：

　　(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原注：胡适《实验主义》[第四篇]，《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露骨地表现了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即历史由你随意制造，这当然是荒谬的。

　　在此，作者一边根据新出的《胡适文集》注明出处，一边又在“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前面加上带括号的“历史”两字，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他应是对照过原文的，他明明知道原文并没有“历史”两字，所以才给“历史”两字加上括号。——这种表面严谨的处理方式，恰恰更有力地证明了他是有意作伪，他跟方立天一样，对文字逼良为娼，强行将“实在”当作副词，以使扭曲的文本能够为己所用。可笑的是，他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在历史研究中最忌讳的是主观随意性”，可他对胡适文字的引用，又是何等的“主观随意”啊！

　　漆侠的讲义原是未完稿，系由门人整理出版，《后记》中说：“我们整理先生的遗稿时也是保持手稿原貌，对所有观点及论述都不作改动，最大限度地反映先生治史的风格、方法与特色。”这样的话，上述关于胡适的内容，是应由漆侠本人负责的吧。

　　总的看来，冯友兰之于胡适，或许还算是无意的曲解；而方立天、漆侠两人之于胡适，则可谓有意的栽赃了。

　　他们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句话硬栽给胡适，这反倒证明了他们所要批判的东西——凭他们这种歪曲文本的手法，历史确实可以“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啊！

　　据此，我觉得可以略略修正谢泳的猜测：“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的谬种流传，不仅仅由于冯友兰一个人，也由于方立天、漆侠们的合力，甚至也可以说，是由于整体的政治氛围。胡适既然已是打入历史另册的反动人物，人人得而诛之，歪曲他的几句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算起来，冯友兰与胡适的关系虽不密切，但冯仍是胡的学生，而方立天又算是冯的学生；邓广铭更是胡亲自指导过的门生，漆侠又是邓的得意弟子。也就是说，方、漆两人其实都是胡适的徒孙。对祖师爷如此不敬，对祖师爷的文字如此生吞活剥，这固然是时代的责任，但他们就没有个人的责任吗？

　　方立天研治哲学史，尤其是佛学史，而漆侠专攻宋史，在学术上各有贡献，在当代都堪称名家。但他们都不免于“曲学阿世”，将胡适的言论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明显违反了学术纪律，就事论事，我以为“实在”是无法原谅的。——他们的这种行为，属于学术舞弊中的伪造证据，在此兹不细论。关于伪证问题，古人类学史上曾有过著名的辟尔唐人(Piltdown Man)公案，有兴趣者可参考斯蒂芬-杰-古尔德的《辟尔唐人回顾》一文(《熊猫的拇指：自然史沉思录》，三联书店，1999年版)，余英时先生的《〈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对此也有涉及。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伪证，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的《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也有大量论述。

　　此外，香港左翼作家陈君葆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读〈假若胡适也看看东北〉后》一文(《陈君葆诗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分析胡适对中国的态度时说：

　　胡适所憧憬的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嫁与西风；而我们所宁景仰的却是那“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而“幽居在空谷”的“佳人”。

　　这是挪用胡适的话形容其亲西方立场，作为修辞，性质与方立天、漆侠有异，也就不必深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