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之学需慎谈

　　导语：5月30日《上海书评》发表了吴学昭先生《与时代同歌哭》一文，介绍了由陈氏女公子所撰之《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的前前后后。针对该书所收附的俞大维先生《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作者深赞道：“对寅恪先生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还没有见到比俞大维先生概括得更为全面和深刻的。” 

    俞先生是篇作于1970年，当时陈寅恪的诸多文字均未付梓，故俞先生对于陈氏一生之学的概括，受时局所限而不可能“全面”；故人凋逝，伤怀之中未免情重于理，显亦未必能苛求“深刻”。事实上，陈氏之后四十年，“陈学”渐而蔚为显学，我们对于陈氏之学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当年俞大维此文。吴学昭先生在文中所说“我们从俞文中得知寅恪先生为撰写一部新的蒙古史、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即与陈氏之真学大相径庭。

　　按照余英时先生在《试论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中的论述，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史学阶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段：1923年—1932年着力于欧洲汉学式的考据，1930年后转入综合性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后转为个人之“心史”。在第一个阶段，蒙古语并非陈氏最为着力之语言，起码他对于梵文、巴利文、藏文、突厥文的学习就要远勤于蒙文；他关于蒙元史的著作亦仅《元代汉人译名考》一篇和《〈蒙古源流〉研究》四篇；蒙元史与新波斯语牵涉最巨，但是在陈氏留下来的六十四本学习笔记中，仅有数页为伊朗语文，而且还都是新波斯语之前的伊朗语。可见，“撰写一部新的蒙古史”，显然必非陈氏当年之真愿。而在前述第二阶段中，陈氏的史学严格以“不古不今”之晋唐为限，自谦不敢读上古之书，谓其有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之志，恐怕亦只是史学外人的度测罢了。

　　吴先生又谓，“寅恪先生一生虽然留下无数精辟的著述，但最终未能完成他‘在史中求史识’的大作”，这恐怕是不确！平心而论，陈先生虽惨遭失明之厄，且屡困于时局之跌宕，但皇皇十数册的文集，即便只以数量言之，也已可算作“多产”。这其中，首论黄萱先生作为助手的执援之功，其次则是以蒋天枢先生为首之门人、后人的不懈整理。1949年后陈氏仍著述逾百万字，又有哪一篇不是“在史中求史识”？

　　其实，陈氏早年的考据文章，如关于《彰所知论》、“四声三问”、“合本子注”等等，于今已多可商榷；后来关于中古史所提出的问题，如“隋唐制度渊源”、“关陇集团”、“牛李党争”等等，其论述亦被大幅修补甚至推翻。无疑，和其他所有伟大历史学家的命运一样，陈氏之学会慢慢地被新的研究所更新和取代。但是，先生不可磨灭的贡献本即不存于某一个结论、某一段论述、甚至某一本书，而在于他远超当时人的史识和精思，所谓“智炬”是也。

　　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虽然未敢称“全”，但已经基本搜罗备至。就历史研究来说，恐怕并没有必要像吴先生所谓的那样，将“流失在外的文稿遗墨”“全部收回”。我总以为，怀念一位史学家，最好的办法是读其著作，体悟其思。假如我们对陈氏真正的史学贡献无所置怀、或诳或诬，却斤斤于一二件私人之物、三五则轶事，恐陈先生于冥默之中，亦将“与时代同歌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