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旧译翻新

　　导语：上一期书评里张汝伦先生谈国人治西学，举其弊者四，曰时尚化，曰无恒心，曰不全面，曰以译代研。将这些话置于图书出版之上，也颇能概括一些现象、揭示一些问题，而以最末一条尤堪玩味。

    比如近年方兴未艾的艺术史研究，便以翻译为主体，如巫鸿的《重屏》、乔迅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他山之石，可资借鉴。而国人研究也多以西人著述为轨辙，如雷子人的《人迹于山》，单看全书的结构、写法，设若作者换成一个洋人，也不觉有异。“翻译压倒研究”，既源于读者的心理需求，译著盛行又反过来驯化了读者的思维，如此堕入循环，真不知何时方能脱出怪圈。

　　不过近来出版界似乎开始流行新译本。旧译翻新，总要有理由。黄宝生译《奥义书》、《薄梵伽歌》，盖因徐梵澄的旧译本采用浅近文言，已不合于现在读者的语言习惯。徐开来、溥林所译的《名哲言行录》系从希腊文直接译出，参以英译文，且精择底本，比起马永翔等人从英文转译，自是较胜一筹。而如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等，则是随原著的修订、再版而相应地对译文增补修正。凡此种种，虽不敢说“一本书只要翻译出来，就没有人谈它了”的局面由此改观，但起码体现出了一点恒心来。

　　如今政治哲学在中国已成显学，但若总是步趋“两施”之说，恐难逃“不全面”之讥，更有得出“虚像”之虞。托马斯-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在探究现代国家如何形成方面的建树早有定评，“东方编译所译丛”此次推出，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的一些误会和幻觉，可谓及时。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保守主义思想译丛”，从已出的两本《反纯粹理性》和《信仰与传统》来看，眼光对住了由伯林而为国人熟悉、然而又实在知之不详的赫尔德、迈斯特身上，填补了空白。而弗莱的《世俗的经典》和C. S。刘易斯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则可令人对两位作者的学说、学养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尽管在未译的弗莱著述中，《世俗的经典》是否为首选尚可商榷，但这些在西学翻译上补苴罅漏的工作，总是“时尚化”大潮下一股可喜的潜流。

　　陈嘉明主编的“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可视为在西学研究上力求全面的一种努力，丛书中的《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力图“提供一幅涵盖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图景’”，其志可嘉。洪汉鼎的《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举“分析哲学”与“哲学诠释学”两端，将两部台湾印行的近著合而为一，思路也与陈著相仿佛，而结构更为谨严。但欲求全面，则细节不免模糊，这是不是国人治西学仍未登堂入室的一种表征？

　　李向平、魏扬波的《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审视、甄别当下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口述历史”颇有助益；肖厚国的《古希腊的思想与历史》积十年之功，非尚高谈、赶时髦者可拟，也当不欺读者。只是，我总疑心喟叹译著一出“没人谈”的，与视国内学人专著若敝帚的，大体竟是一拨人，看来要想扭转风气，无论学界还是出版界，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