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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名“演员”站在舞台中央，回答问题，讲述个人遭遇。他们都是来自柏林的普通市民，要做的表演是扮演自己。在“是”与“否”的答案之间，“演员”不断站成两队，个体命运与城市的“态度”交错浮现。

　　《百分百城市之柏林》的100 位“演员”，是按照柏林的人口构成进行筛选的。他们的年龄、性别、出生地、婚姻状况都严格按照柏林的实际情况进行“微缩”。 (Braun/图)

　　你信不信仰上帝？欧洲经济危机时，你会不会帮助希腊？你有没有经历过战争？你想不想要一个孩子？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去？

　　100名“演员”站在舞台中央，回答问题，讲述个人遭遇。他们都是来自柏林的普通市民，要做的表演是扮演自己。问题分为两类，一类关乎个人，比如生死；一类关乎社会，比如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是”与“否”的答案之间，“演员”不断站成两队，个体命运与城市的“态度”交错浮现。

　　这是一出名为《百分百城市之柏林》的系列话剧，出自德国“里米尼记录”剧团。“如果在中国，问题可能就会变成：你认不认识经历过‘文革’的人？主要跟城市讨论的问题有关。”“里米尼记录”剧团戏剧顾问、导演马丁·拜尔莱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1年10月15日，在重庆举办的第三届中德戏剧论坛上，拜尔莱因把“里米尼记录”剧团的故事带到了现场。“中德戏剧论坛”是由中国和德国政府共同举办的“德中同行”友好活动的一部分，目标是“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三天论坛期间，来自德国和中国的剧作家、艺术家、出版人、制片人通过看剧、分享各自经验来了解彼此。

　　“德国戏剧非常纯粹，不注重演出外部包装的繁华，也不注重商业性的娱乐价值，更注重戏剧的文化反省，以及对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的挖掘与表现。”论坛策展人、戏剧评论家萨宾娜·海曼说。

　　普通人的话语权

　　《百分百城市》是典型的“里米尼记录”作品代表：普通人演自己的真事、关注社会现实。2003年，德国吉森大学应用戏剧研究系的三个学生海德嘉·郝珂、施岱方·凯齐和达尼埃·崴泽尔为了成立一支实验性的独立剧团，在一家酒馆坐了下来。他们偶然间掀开了杯垫，下方印着“里米尼”字样，这就成了剧团名字的一部分。“记录”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边说边作记录，另一层是为演出设定规范，就像用餐时什么菜先上，什么菜后上，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欧洲，“里米尼记录”被戏剧界称为新“纪实戏剧”的开创者，导演负责设定主题，这些主题一般与社会热点相关，普通人则根据主题讲述、演绎自己或经历或耳闻目见的故事。

　　“我们不是刻意标新立异，只是让普通人的话语权得到展现和重视，也让现实问题变得主观可感。”拜尔莱因说。

　　2003年，“里米尼记录”剧团的第一部作品《最终期限》在汉堡话剧院首演。这是一部探讨死亡的话剧。

　　观众还在为这是一部悬疑剧还是惊悚剧争执不休，幕布揭开，一位墓地音乐师、一位火葬场员工和一位临终关怀护士已经准备就绪，这是他们本来的职业。近一小时的时间，这三位与死亡距离最近的人，讲述并演绎了他们目睹的死亡，并猜测了自己的死亡。就他们经验所及，人在将死时，并没有如大多数影视作品演的那样，留下什么传世的遗言，不过是生命单调、宁静的消逝。现场有观众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真相，夺门而走。但更多人选择留在剧场内。

　　这次戏剧实验让“里米尼记录”剧团找到了自己的标签：拒绝专业演员，让普通人在舞台上扮演自己，为普通人制作“纪录片”。

　　2007年，“里米尼记录”剧团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搬上了话剧舞台。首演地德国杜塞尔多夫的绍斯皮尔豪斯剧院被装扮成一间图书馆，还放上了一个马克思的半身雕像。痛恨商品社会、研读西方经济史的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前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电影导演；热爱朗读的盲人；将《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翻译家……八位从头到尾读过《资本论》的人被请上了舞台，讲述他们各自与资本、《资本论》相关的经历。“里米尼记录”剧团试图通过这种自传式的拼贴，揭示出“马克思世界观如何改变了人们，但反过来也被人们所改变”。这部话剧为剧团赢得了德国“米尔海姆国家戏剧奖”。

　　“我们总是想尝试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前有人质疑枯燥的理论到底能不能被搬上舞台，我们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拜尔莱因说。

　　你怎么站队

　　一部戏在确定主题后，“里米尼记录”的导演就会着手寻找合适的“演员”。

　　在《百分百城市之柏林》中，导演的主题是“发现一座城市的态度”。接下来开始寻找100名城市的普通人。这100位“演员”要严格按照柏林的人口构成进行筛选。柏林男女比例为6∶4，就需要找到60位男士，40位女士。他们年龄、性别、出生地、国籍、家庭状况、婚姻状况都要严格按照柏林的实际情况进行“微缩”。

　　第一位找到的“演员”是参与德国人口调查的调查员，通过他，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剧团用了3个月时间，利用调查员和他的社会关系织成的网络，找齐了100位“演员”。

　　导演为100位“演员”设计了100个问题，“演员”们根据问题联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写出来交给导演，导演从中挑选出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并与故事的贡献者共同讨论如何在舞台上进行表现，他们就成为100位演员中的“主角”。经过一番“排练”——告知“游戏”规则，如何站位、哪些问题需要拿什么道具等，演出就开始了。

　　导演作为引导员，在台上提出问题。问题中不乏柏林面对的种种“敏感”问题，柏林政府并不会“审查”这些问题，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让“演员”有充分的表达自由。“演员”们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站队，赞成的站左边，反对的站右边。在简单的是与否之间，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的人并不赞成这个观点，但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赞成一个观点时，他很容易对自己撒谎，因为他不愿意被孤立。“这是一种集体行为，同时，你也会对什么叫‘乌合之众’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拜尔莱因说。

　　话剧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开放的麦克风”，针对抛出的问题，故事的贡献者就站到麦克风前，把自己的故事简练地讲出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支不支持对穆斯林妇女穿遮面长袍的禁令”，有人就讲了一段在厕所错将蒙面的穆斯林妇女当作恐怖分子的经历。导演在话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既是参与者，又是引导者，需要时刻打开耳朵，集中注意力，遇上“抢话筒”、“拖延时间”等突发状况，需要适时引导“演员”回到预定的轨道中去。

　　在中国，“里米尼记录”剧团的模式被一些公司沿用。一家知名的时尚公司就曾委托上海一家表演工作坊“陶冶教育剧场”，模仿“里式”戏剧模式，试图缓解令他们颇为头疼的劳资冲突。表演请来了部分劳方和资方的代表，先开始做一些热身游戏，比如用围巾做道具，互相之间抛来抛去，并同时叫出彼此的名字，接着进入“换位思考”环节，导演提问，双方回答，并相应说出个人感受。但这样的方式让劳方十分不适应，他们并不愿配合表演，问题很难推进，表演最终只躲在了幕后，没有走上“前台”。

　　“生活本身就是一出戏，充满各种矛盾和困惑，把矛盾和困惑提炼出来比编出来的剧本更具吸引力。所以，普通人在台上不需要再演戏，只需要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就已经是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拜尔莱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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