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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小画廊里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图片展，阿德里安·菲斯克(Adrian Fisk)3年前行走中国拍摄的“i Speak China”(我说中国)系列作品也在其中展出。

“i Speak China”(我说中国)系列作品

“i Speak China”(我说中国)系列作品

　　除了摄影，阿德里安没有尝试过任何别的工作，这是他认识世界和表达自己唯一、也是最好的手段。他说“我的天性是冒险，而我对政治、人类学，对未来和艺术都感兴趣，把所有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可能就是现在的我，要是没有摄影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了。”

　　不久前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小画廊里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图片展，阿德里安·菲斯克(Adrian Fisk)3年前行走中国拍摄的“i Speak China”(我说中国)系列作品也在其中展出，其间他接受了BBC的专访。在这之后的两个月里，这组图片不仅在中国被再一次大量浏览转发，他也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邀请。当年他的初衷只是出于对中国这个“巨大而陌生国家的年轻人在想什么”的好奇，而现在，阿德里安已经正式开始预期16个月的“i Speak Globe”(我说世界)的计划了。

　　“惊人的巨大，对，就是巨大，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组照片能有这么大的反响。”6天内250万的浏览量让阿德里安感到不可思议。“i Speak China”这组照片在这个夏天得到了世界范围的传播，每天都有人跟他联系要图片。“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因为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实际上最大的作用是让中国人自己看到了中国年轻人在想些什么，这绝对是件好事情。”

　　“我说中国”拍摄于2008年夏天，可是直到2009年底才开始有印度的网站刊登。“大概是后来解除了屏蔽，到了2010年，一下子中国的网站转载就多了。”之后他又拍摄了“i Speak India”，并且有了记录世界的计划。

　　大概是幼年的独特经验，注定了阿德里安行走世界的成年生活。40岁的阿德里安出生在澳大利亚，几个月后全家搬到非洲，因为父亲的工作是在赞比亚做野外探险的培训。阿德里安全家在距离最近的镇子200英里的丛林里生活，他说：“我只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门外就是危险，这危险可能来自大象、狮子、蛇，或者河里的鳄鱼，所以我猜那是一段绝妙的生活经历，可惜那时实在太小了，现在没有留下任何记忆。”还在很小的时候，他们搬回英国南郊的德文郡，阿德里安在英国中西部的布莱普尔市的布莱普尔与菲尔德学院获得摄影学士，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里长大”，阿德里安心里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这么个小岛”了。

　　“我猜我生来就带着艺术感，永远渴望旅行，因为我在旅行中出生，在接触世界不同文化中长大，可能这同时也赋予了我做记者的天赋。”除了摄影，阿德里安没有尝试过任何别的工作，这是他认识世界和表达自己唯一、也是最好的手段。“我的天性是冒险，而我对政治、人类学，对未来和艺术都感兴趣，把所有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可能就是现在的我，要是没有摄影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了。”

　　在他整个16年的职业生涯中，青年问题始终是最感兴趣的话题，他的早期作品大部分都是记录青年社会文化、环境保护以及非法集会的。在他刚毕业的几年里，从1994到1999年，他花了5年时间拍摄有关英国青年文化的照片。“我拍关于年轻一代的亚文化的时候，对当时的环保抗议很有兴趣，以及年轻人如何将自己的行动变成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比如一些年轻人反对政府修路，因为修路车就多了，车多了污染就多了。为了达到让政府减少修路的目的，他们盖了很多树屋，就住在树上。于是，我为了拍摄，也盖了树屋，跟他们一起住了6个月，完成了我的第一个故事。”

　　在这之后，他又拍摄了很多类似的场景。尽管阿德里安当年也还是个年轻人，显然他对于青年文化有着更成熟的洞见。“我觉得青年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激动的东西，他们有能量、有态度，也用这种智慧推动社会进入到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如果你看英国社会近年来的那些例子就知道，所有关于环保的抗议活动都是从年轻人开始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了年轻人是怎么看待生活的，可能就知道了这个社会会往何处发展。”

　　虽然曾为美国《国家地理》、《金融时报》、《名利场》等杂志供稿，也拍摄过广告片，阿德里安始终想要回答自己心里关于年轻人在想什么的问题。为了找到更好的故事，2003年他到了印度，就再也没回来，“南亚”成为他之后5年的唯一故事来源。“印度太有意思了，每天都有好故事，尽管生活在印度算是一种挑战，有最好也有最坏。在我的网站上有一段多媒体照片集，封面的那一张是德里街头两个印度青年在打架，我特意给那个照片集加了段印度音乐，其实那基本上就是我在印度的生活。”

　　阿德里安所说的这些照片，大部分看起来杂乱、无序、不安、浓烈，有很强的故事感，“它既是一个急速发展的经济体，也有好多问题，捕捉到这些变化并表现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在中国人们经常谈论的贫富差距问题，印度是中国的10倍。作为一名记者，希望能够成为这种宏大命题的见证者”。

　　在印度的日子，阿德里安慢慢开始意识到“东方世界”的重要：“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谈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巨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有如此大量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整体人数是12亿人，这几乎是全球人口的1/5。观察并试图了解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我想了很久，如何才能了解亚洲年轻人的思想精髓和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什么是最好的表现方法？”

　　阿德里安说他受到一位叫吉莉恩·韦尔琳的英国艺术家的启发，在她的作品《能说出你真实想法的标语，而不是让你言不由衷的标语》中，吉莉恩在伦敦的大街上随机选择过往行人，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纸上写下他们的想法，并举起这张纸让她拍下来。“我是摄影记者，我用我的镜头和照片与人交流，我也经常跟不同人交谈，结果就想到可以做一组摄影专辑，通过相机去观察社会不同阶层的人。”

　　于是就有了这组叫做“i Speak China”的照片。在2008年夏天，阿德里安和翻译两人，用35天时间走过香港、广东、广西、上海、北京、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1.25万公里的路程，访问拍摄了56个16到30岁的来自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中国人。“随机地找到一些人，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写下任何想说的话。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们的内心，之前通常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采访，一天走400多公里，非常辛苦。”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昂贵的旅行，因为之前没有赞助，做‘i Speak China’和‘i Speak India’花光了我的所有积蓄。但是我为自己工作，这既是工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研究。”这次他回到英国，一方面是为了完成“i Speak Globe”的计划，并为即将开始的16个月的大工程筹集资金。问他如果有同样一个机会对世界说一句话你会写什么，他先是轻松地说：“等到‘i Speak Globe’问世之后自然会有答案。”12个小时后，他特意发了封邮件说：“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其实我想写的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到底想写什么，帮我实现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和你想的有什么不同么？

　　阿德里安·菲斯克：我以前从来没到过中国，所以我无法比较现在的年轻人较之从前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出中国的年轻人和英国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前一阵伦敦暴动的时候正好我在，那儿离我住的地方也挺近，我带着相机就出门了，路上就有人提醒我要小心，他们见着摄影师肯定不客气，结果我也没照几张相片。英国的这一代人是太过物质化的一代，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很多人或者他们的父辈祖辈都失业了，他们无所谓自己是谁，甚至无所谓会不会被逮捕，因为整个社会的未来不够明朗，他觉得自己的未来什么都不是。中国的年轻人最基本的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大部分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情况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留言评论，说外国人好像更了解中国人，你怎么看？

　　阿德里安·菲斯克：整个行程过后我意识到，其实跟陌生人说心里话更容易，尤其我是个英国来的外国人，可能比跟中国人沟通更容易。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可能不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内心所想，我努力创造那种沟通的感觉，让他们敞开内心。

　　举个例子，通常我在街上、饭馆，或者在大学里看见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人，就上去跟说话。我先问他：“很多人会看到你写的这句话你愿意么？”结果大部分人都愿意。我说你可以在这张纸上写任何东西，他说那好啊，你想让我写什么，我说这跟我没关系，是你自己怎么想的，他想了想写道：“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我想变富有。”我告诉他，其他13亿中国人可能都这么想。于是我们开始聊天，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比如你觉得今天怎么样，上星期你做什么了，你跟你父母关系怎么样，你最怕什么，一年后你想做什么……每一个问题都更接近他的内心，两小时后快聊完了，我说那你现在再写吧，最有意思的东西就出来了。我必须要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因为他们告诉我的都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一个月的中国经验中，你对中国年轻人的观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阿德里安·菲斯克：我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思考和询问他们到底继承了什么。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之前会有一种假设，中国人就想要民主，但实际上来到中国之后，比如你去上海，会发现只有很少的年轻人在纠结关于民主的问题。他们有工作，穿漂亮的新鞋，去夜店，大部分人乐于从消费主义中获取快乐。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一些年轻人开始质疑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住在广州的小伙子写的是：我现在担心中国的女孩子越来越物质了，如果没房子估计没人愿意嫁给我。我也会看网上那些评论，现在的人比以前更多地考虑钱的问题。看中国的年轻人是怎么对待钱的问题特别有意思，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并且产生了质疑。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独生子女，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和赡养父母的问题。有个在北京的男孩子写的是，如果我有个姐姐就好了。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太好，他必须留在北京努力工作挣钱，不但要养活自己，主要是为父母拼命工作。作为独子，他压力很大，我能看出来他那种渴望，“如果能有个姐姐就会好得多”。这也是很多人提及的问题，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压力，特别是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怎样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人写的是：“不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还有一个大学生写：“来，咱们坐下喝杯茶，慢慢聊，不用吵。”我印象特别深，你不知道这些大学生以后会做什么，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愿意再被人告诉应该做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回伦敦，意味着南亚的旅程结束了？

　　阿德里安·菲斯克：如果要拍世界，以伦敦为起点更可行，因为不在印度工作就没必要住在那儿了。现在感觉挺奇怪的，我在伦敦没有房子，我的房子在德里，所以我在伦敦的日子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也没有办公室，你是个记者你肯定知道，你的电脑在哪儿办公室就在哪儿，到处跑的时候就是旅馆了。我90%的时间给自己工作，这个行业现在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因为杂志都没钱了，而且网络太发达，没人会为网上的东西付钱。对于我这样的摄影师来说，现在实在不是一个好时候。但是我一直想做些新东西出来，想把新闻学、人类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想继续做这种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在印度拍的那些纪实风格的作品想表达什么？你是如何还原现实的残酷的？

　　阿德里安·菲斯克：我想我最喜欢的作品《海啸房子》这张照片是个好例子。这张照片是2005年新年那一天拍的。在那次印度洋海啸过后，将近30万人死亡或失踪，房子毁了，大片土地都被洗劫。在照片上你可以看出来，海啸是从右边过来的，而房子仅剩的墙的最右面那幅画，正好是以往平静生活的样子。照片里的三只黑色的鸟透露出死亡的气息，但是房子的颜色如此浓烈。我最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是，它表现出一种生与死的循环关系，可能所有讲一个好故事的照片都是这样，既表现希望，也有恐惧，我的作品都试图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看“i Speak China”也是，有正面的表达也有不少负面的，我觉得如果给一个机会说一句心里话，比起希望，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表达内心不安，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