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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拉多-拉富恩特的上海往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7日 09:57 外滩画报

  提起老上海的建筑,邬达克的名字如雷贯耳,但也因此遮掩了那个年代众多其他建筑师的光芒。来自西班牙的阿贝拉多·拉富恩特就是其中一位,他留给上海、至今尚存的建筑精品,包括多伦路孔公馆、浦江饭店孔雀厅、Sasha’s餐厅酒吧、南京西路702号飞星公司旧址、南京西路722号犹太总会等。同样来自西班牙的青年建筑师阿尔瓦罗·莱昂纳多,如今正在上海滩全力搜寻着拉富恩特当年留下的印迹。

阿尔瓦罗·莱昂纳多(Alvaro Leonardo)阿尔瓦罗·莱昂纳多(Alvaro Leonardo)

  在一个名叫阿尔瓦罗·莱昂纳多(Alvaro Leonardo)的西班牙年轻人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阿贝拉多·拉富恩特(Abelardo Lafuente)这个名字无论对于西班牙人或是中国人来说都极为陌生。任何语种的互联网上完全没有他的踪影,要说他曾经存在过,可能只是在档案馆封存的泛黄旧报纸上以及家人的记忆里。

  然而当你徜徉在上海市中心的各色欧式街道时,也许不经意中便会遇见几座拉富恩特的作品,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邬达克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幸运者,而像拉富恩特这样的建筑师们,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虽然,他们都曾经是到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来碰运气的一员。

  一个电影商人和一个建筑师

  2009年,青年建筑师阿尔瓦罗·莱昂纳多决定远渡重洋到上海来创业,中国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对许多异国建筑师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和吸引力。在动身前,阿尔瓦罗开始研读上海的历史和建筑。在巴塞罗那大学一位历史教授的指导下,他找到了一份上世纪20年代的历史档案,其中一张旧报纸吸引了阿尔瓦罗的全部注意。这是一篇介绍当年活跃在上海的西班牙人的文章,在那二三十个名字中,就有一位建筑师阿贝拉多·拉富恩特。怀着对同行前辈的惺惺相惜,阿尔瓦罗来到上海之后,开始了一段延续至今的追寻拉富恩特足迹的旅程。未曾料到的是,这段旅程跌宕起伏异常精彩——背后是汹涌的历史,眼前则是命运的无奈。

  拉富恩特参与建造的电影院,多半与有 “电影大王”之称的西班牙商人安东尼奥·雷玛斯(Antonio Ramos)相关。雷玛斯相当精明,他第一个想到在四马路的热闹茶楼“青莲阁”(今外文书店附近)里放投影来吸引上海人看电影,也是首位建造电影院的商人。1908年,雷玛斯在原乍浦路388号的一座溜冰场上用铁皮搭建了一座仅能容250人的简易房子,俗称“铁房子”。同年12月22日开幕,首映西片《龙巢》。1918年,雷玛斯委托拉富恩特把铁皮房改建为钢筋砖木拱形结构,场内为一层,座位相应增加到710个,门面二层,增辟观众休息室、办公室、会客室等,并装置暖气设备。1919年,正式定名虹口大戏院。1988年,这座上海首家电影院因海宁路拓宽全部拆毁,如今只剩海宁路乍浦路口绿地新落成的一块纪念性标志,以及上海电影史记录中的一丝雪泥鸿爪。

  整个20世纪20年代,雷玛斯用放西片赚来的第一桶金投资建造了多家电影院,包括夏令配克影戏院、维多利亚影戏院、万国、恩派亚、卡德大戏院等。其中夏令配克影戏院、维多利亚影戏院便是拉富恩特的作品。维多利亚影戏院是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电影院,有800个座位,由白俄小姐领座,还有豪华酒吧供侨民饮酒,票价也最贵,前座一块七角,后座七角。夏令配克影戏院位于静安寺,是上海首家安装有声放映机的电影院。

  此外,拉富恩特还为雷玛斯在多伦路250号建造了一座“Mozarab”风格的住宅,雷玛斯来自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此地曾为摩尔人统治,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恢宏灿烂的阿尔罕布拉宫(一译赭城)即矗立于那里。“Mozarab”原意是“9-15 世纪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徒”,用在建筑上是指带有阿拉伯风格的西班牙建筑。这座美丽的住宅在雷玛斯离开后几经易主,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孔祥熙的寓所,也就是如今的“孔公馆”。

star garagestar garage

  当阿尔瓦罗来到“孔公馆”时,见到的已是72家房客挤占过后的破败景象。内部自然早被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搭建得面目全非,即便是半圆形的外立面也已斑驳不堪,难以想见昔日的华丽。在多伦路成为文化名人街之时,人们愿意了解并想象的,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故居,又怎会记得它最初是一个思乡的西班牙人在异国为自己打造的家?

  历史像一个巨大的怪物,它只要甩甩背,就能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20 年代末,出于对动荡时局的恐惧,雷玛斯像许多外国商人一样,变卖了名下的所有产业,匆忙离开中国,回到西班牙。且让我们简单重温一下历史:“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1905年,日本取得了在南满的统治地位;1928年,日本暗杀了张作霖,希望通过制造危机来扩大日本在满洲的权力基础。1931年,日本占领了沈阳城,中国方面没有进行军事抵抗。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所以日本的进攻,特别是对平民居住区的轰炸,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四个月后,日军撤离上海。”(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外软弱给大部分外国商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是非之地不必久留。1927 年回国后,雷玛斯用从中国赚来的钱,在马德里最繁华的街道建造了拉富恩特也有后备计划。他从1928 年开始在美国加州开设建筑师事务所,上海美国两头跑,不在的时候就让在上海的俄罗斯同事协隆(A. J. Yaron)帮忙打理业务。时运不济的是,他碰上了1929 年的金融大萧条,不仅将积蓄用完,连吃饭住店的费用也无力承担。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回到上海。1931年,他在搭乘从墨西哥到上海的长途客船之前肺部感染,两三个月的航程中病情加重,当年12月抵达上海后客死他乡,终年60 岁。他被草草安葬于上海郊外的基督徒公墓,那里如今已成一座公园。

  追寻一段逝去的时光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重构拉富恩特在上海的生活片段,回望他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将那些美丽的建筑与他的名字重新联系起来,都是因为100年后的青年同行阿尔瓦罗的好奇心和毅力。

  阿尔瓦罗在上海寻访到了几座尚存的拉富恩特建筑之后,对这位前辈的兴趣愈发浓烈,他急于想知道更多。趁着回西班牙度假的时候,他试着用拉富恩特的姓氏和他夫人的姓氏在电话簿上寻觅,因为西班牙人的姓氏由父姓和母姓组合而成,阿尔瓦罗幸运地在电话簿上找到了三个同姓的电话,挨个儿打过去,他们竟是三兄弟,都是拉富恩特的孙辈。

  阿尔瓦罗向拉富恩特的后人解释了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引起一阵感叹。原来,拉富恩特离家很早,又客死他乡,他的后代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遥远的上海曾是个颇为成功的建筑师,仅此而已。十几年前,拉富恩特的家人曾托去中国的熟人打听先祖的消息,却一无所获。如今,一个陌生人自动带来了先祖的讯息,怎不叫人唏嘘?仔细想想,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多么低,如果不是西班牙人,如果不是建筑师同行,如果不在上海,根本无法产生这种奇异的结果。

  2010年5月,阿尔瓦罗拜访了拉富恩特后人在马德里的家。家人向阿尔瓦罗出示了七八十封拉富恩特的往来信件,尽管信纸泛黄,字迹潦草到难以辨认,这对阿尔瓦罗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藏。从这些信件中,阿尔瓦罗得以将他之前寻觅到的一些碎片拼接起来,对拉富恩特的上海经历有了相对完整的概念,又找到无数新线索,可以继续新的探寻之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西班牙人的家信亦是珍贵的一手史料,令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一个重要侧面。

  从信中可知,拉富恩特初到上海之际是通过天主教牧师寻找生意机会,牧师与信众接触频繁,他们的关系网络庞大而复杂,往往能迅速得到许多小道消息,知道哪里有商业机会,哪里能掘到金。在牧师的指引下,拉富恩特甚至做过一段时间汽车进口生意。事实上,拉富恩特去世后,是与他最亲近的牧师通知他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儿子赶到上海来,料理后事。牧师整理了一批拉富恩特留下的遗物,他的儿子只选了一些轻便可随身携带的纪念物带回西班牙,至今仍保存在家中;而尺寸较大的设计草图等物品,则全部由牧师保存。

  开赌场也是当时洋人发财的一条捷径。1922-1923年,拉富恩特曾为筹建跑马总会的英商麦边洋行经理麦边改造旧宅(麦边花园),将之改为大华饭店,并加了一座华丽的舞厅。这座大华饭店也就是之后蒋介石、宋美龄大婚的礼堂。1929年,大华饭店易主不久后被拆毁,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这里开过舞场,造过书场,有过大都会欢乐园,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幻后,成为如今的梅龙镇广场。

  20年代末,随着赌博业的发达,在跑马、跑狗之外,又多了一项“跑人”的赌博项目,这就是源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回力球”(Jai Alai)。回力球在巴斯克语中的意思是“快乐的节日”,比赛时双方球员手持捧兜,站立在场地的一边,一方球员用力将球抽向前方的墙壁,反弹后另一方的球员接住再抽,如此反复,如果一方球员接不住或抽出界便输。顾客购票与球场老板赌博,分独赢、双独赢、位置、联号等多种。一般赌客自然是输多赢少,又因回力球比赛速度极快,赌起来尤其刺激,因此上海人取Jai Alai的谐音叫“害阿拉”。当时全中国有两座回力球场,一座在天津,一座在上海。上海的球场位于现陕西南路建国西路一带,即为拉富恩特所造,抗战胜利后改为体育协会,后来在原址上修建了今天的卢湾体育场。

  令阿尔瓦罗最为激动的发现,是东平路衡山路的标志性餐厅酒吧Sasha’s。去过Sasha’s的人都知道,它打的是历史想象的牌。菜单之前的介绍是宋氏三姐妹,而网站的“背景”栏不出所料地逢迎着往来客人们对于旧时权势的想象:“一个为了金钱而结婚,一个为了中国而结婚,一个为了权力而结婚……这所由Mr J Rosenfeld设计的房子是美龄的爸爸宋查理于1927年送给她和她的丈夫的。这也是政府官员开重要会议的地方。1943年,日本军队接管了这里,解放后归还给政府,后来成为一个音乐学院。数十年后,一群外籍商人租用这幢房子,经过改造后于1998年把它变成富有都市气息的酒吧。‘萨莎’就是以宋查理情妇的名字命名的。”很多观察仔细的人都注意到,Sasha’s里挂着一张建筑师签名的原始设计图,阿尔瓦罗知道那出自拉富恩特。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阿尔瓦罗与Sasha’s的经理取得了联系,却没获得更多有效信息。也许,对于Sasha’s来说,有宋氏三姐妹已经足够,建筑师是谁并不重要。

  拉富恩特的信件为阿尔瓦罗打开了一扇大门。他在信中提到了Sasha’s项目,并提到了修造完毕后与犹太人业主产生了费用结算纠纷,还上了报纸。阿尔瓦罗按图索骥,真的在旧报纸上找到了关于这次纠纷的报道。也许是因为合作中产生了龃龉,致使Sasha’s的原主人决定不再提及建筑师,于是拉富恩特的名字渐渐从Sasha’s的历史中淡去。

  谁的历史

  历史所展现出来的面相,往往透着一种残忍。人人都希望在历史中留下痕迹,无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成功者往往在多次辗转叙述中被夸大成传奇,享尽无限荣光;而失败者只能在历史的晦暗阴影中徘徊,等待某天或许能重见天日。

  如今我们看到的上海民国建筑图景,几乎为一个人所主导,那就是匈牙利人邬达克(L.E.Hudec)。诺曼底公寓、美商花旗总会、国际饭店、沐恩堂、大光明电影院、首席公馆、绿房子……他的标志性建筑作品多到令人咋舌,好像30年代的上海,根本没有其他建筑师存在。

  平心而论,邬达克大约只能算是一位二流建筑师,他的作品与国际上其他城市的同期建筑作品相比,很难说有何特出之处。他的贡献在于为上海引进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和现代风格,尽管多为模仿,鲜有真正的创意杰作。邬达克于一战中被俄国人俘虏,1918年从西伯利亚战俘营辗转逃到上海。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战争流亡者,他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失去。上海就是他的前程,而且必须是。

  30年代初的动荡中,许多外国建筑师纷纷回国,而当时已经独立开设事务所的邬达克留在了上海。这个看似危险的选择在不可理喻的年代中竟然成为绝佳的机遇——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后不久便撤离,废墟中的上海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不长不短的黄金期,建筑项目不计其数。邬达克在上海建造了100多座大大小小的各式建筑,占他毕生作品的十分之九。

  拉富恩特的信件中提到了这位颇有能力的青年同行,他们可能有过数面之缘。阿尔瓦罗在调查中发现,拉富恩特死后,他的事务所中有助理跳槽到了邬达克的事务所,据合理推测,邬达克可能会有一些拉富恩特建筑的原始图纸。现在已经知道的是,至少有两幢建筑是由拉富恩特建造,而邬达克在原址上重建,连名字都没改。

  如果拉富恩特没有过世,也许会成为与邬达克平分秋色的人物。但真实世界中,上海只留有一座门口铜牌上刻有拉富恩特名字的保护建筑,就是南京西路722号的犹太总会。拉富恩特在独立开业前曾为沙逊的酒店地产公司服务。沙逊是英籍犹太人,信任的多为英美建筑师,所以沙逊名下的酒店房产,全部由英美建筑师完成。而身为西班牙人的拉富恩特,从未得到建造整座酒店大楼的机会,只能修建附属的一两座舞厅。而在这一两座舞厅中,拉富恩特的才华已经展露无遗。曾有“远东第一厅”之称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孔雀厅便是他的杰作。遥想蒋宋大婚的大华饭店舞厅,也必定光芒夺目。

  在战争局势千变万化之际,为英美人工作了十年的拉富恩特再也得不到委托项目,因为他们除了自己人谁也不相信。

  未完的尾声

  目前,阿尔瓦罗的调研陷入了瓶颈。拉富恩特的信件提供了许多线索,阿尔瓦罗对20多座建筑的旧地址、旧名或外观有过描述,其中包括公寓、医院等等。然而,要百分之百地确认,阿尔瓦罗需要去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查阅建筑的原始图纸。作为一个外国人,阿尔瓦罗在城市建设档案馆频频碰壁。按照规定,只有持有房产证的业主才能调阅该房产的原始建筑图。阿尔瓦罗曾请西班牙领事馆帮忙,写了介绍信,说明意图及情况,几次前去城建馆,但都没能看到他梦寐以求的那些档案。

  拉富恩特的故事难道就要到此完结了吗?不管是对阿尔瓦罗,还是对今天的我们,都实在太可惜。为了这一段往事的呈现,已经有太多的奇迹发生,我不禁心生小小的奢望,能有更多的奇迹吗?

  (文: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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