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虚构和毫无忌惮的想象不单单只娱乐了大众，更是在探索现实生活与幻想世界之间的灰色地带，成为当今的一种流行文化。

　　1999年，距戴安娜王妃车祸去世已有两年。一张戴安娜王妃与男友多迪-法耶德抱着婴儿玩耍的虚构照片登出后，社会一片哗然，英国王室迅速做出反应：“粗俗、可鄙、哗众取宠，企图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即便如此，许多媒体仍是将它作为封面故事，写了大量关于它的专题；公众同样也乐此不疲地沉浸其中，甚至会想要看到更多。

　　接下来，在一系列虚构影像作品中，布什、戴安娜王妃、威廉姆-查尔斯、托尼-布莱尔、迈克尔-杰克逊等人在世人眼中所塑造的光明磊落、温文尔雅的形象顿然消失，变成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正是一位名为Alison Jackson的当代艺术家及摄影师“创造”了这些，她成为虚构名人生活的“始作俑者”。找寻不同的酷似名人的“演员”通过逼真的造型设计以及后期的图片处理达到一种狗仔式的偷窥摄影影像。公众的视线早已停滞在这些血腥、暴力、色情、仇恨等充满私欲的场面中，达到一种“凝视的快感”。真实与否早已在公众的窥视欲望中失去重量。名人的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充满吸引力，不论观看者的身份高低贵贱，虽然名人和大众的距离很远，但似乎在每日的真假新闻轰炸中又离名人很近，提及名人就如同提到亲戚朋友一样的家常便饭。用《泰晤士报》记者凯茜-布鲁易斯的话说，Alison Jackson擅长把握时机，适时地“把捕风捉影的传言变成现实”，展现在大众眼前，并引发公众思考。

　　虚构和毫无忌惮的想象不单单只娱乐了大众，更是在探索现实生活与幻想世界之间的灰色地带，成为当今的一种流行文化。以完全颠覆“正常”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手段对热门的人和事进行虚构，表达个人的思想，达到一种荒诞和滑稽的视觉境地。

　　当我们逐渐发现周围的真相大多被阉割和屏蔽之时，比起去相信那些以“真实”为幌子包装扎实的虚假事件，不如去坦然分享这些无厘头却意犹未尽的假象。在欣然大笑的背后是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冷嘲热讽，假象成为我们意识形态下的延伸物，在真实和幻想的边缘中愈演愈烈。

照片被印制成宣传画在全国大量发行

　　第二历史

　　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是从布拉格一座巴洛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开始的。1948年2月，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这里向公众发表演说，紧靠在他身边的是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天气很冷，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到哥特瓦尔德头上。这个瞬间被记录下来，复制成无数张照片，宣传画上、课本中、博物馆里，到处都可以看到。4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行动，让他从所有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

　　这样的空墙无处不在。几乎可以用相同的句式，叙述发生在另一时空下的版本：1964年11月，参加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赴机场迎接。这个瞬间被记录下来，朱德与周恩来站在画左，毛泽东与刘少奇站在画右，脸上洋溢着革命战友的笑容，中间隔着一捧鲜花。70年代，这幅照片被印制成宣传画在全国大量发行，诡异的是，刘少奇不在画内。他与毛泽东衣袖相接的地方，已经填补成平整的机场路面。

　　没见过原版照片，先看到宣传画的人，必然以为这就是历史。艺术家张大力也是一样。直到父亲偶然提起原本的照片上还有刘少奇，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深信不疑的历史，不过是经过切割、改造，甚至虚构的伪本。这促使他从2003年开始一项比较艺术研究，跑遍全国各地的档案馆，通过个人关系打通关节，查找出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有些家喻户晓，有些鲜为人知，共同点是全都经过修改。他把同一照片的不同版本相互对照，加上简单的版本说明，形象地命名为“第二历史”。2005年首次在草场地北京公社展出时，这样的照片有38组，经过几年的积累与挑选，这个数字上升到130。

我们早已不相信道听途说的东西

　　真实的谎言

　　时至今日，我们早已不相信道听途说的东西。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信任，那它至少需要一些看上去基本是“铁证如山”的证据，字迹、录音、图片便可以称为最有力证明。

　　时代越发达，我们愈发认为自己的脑子比之前任何一位古人都清醒，因为我们看上去站在一座由真理构筑的山顶上，拥有随时可以上网的电脑，高尖端的侦测仪器，真实不就像我们脚下的风景般一目了然吗？实际上，这种感觉一定是不真实的。因为真实和谎言始终是一对双生子，它们同时出生同时生长，它们彼此感染、交叉、重复、渗透，有真实的地方，必然有谎言的影子；有谎言的形迹，才有寻求真实的企图。 说到底，这是一个棋逢对手的游戏，你看见的真实有多透彻，谎言就有多高深。

　　美国总统林肯不出色的外表曾和他的幽默一样深入人心，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对手曾指责他在黑人立场上惯用“两副面孔”。他不慌不忙地反问：“如果我真有两副面孔的话，怎么会安于戴现在这一副呢？”然而在1860年林肯的一张肖像上，我们发现这位瘦削、略带佝偻、身材比例不当的总统却气宇轩昂地站在工作室内，浑身上下散发出美男子的光芒。

　　这幅几乎成为他标志的肖像，除了脸部以外，完全借用了一位叫约翰-卡尔霍恩的参议员的身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身体所有者”参议员在政治立场上，几乎和林肯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因为实在找不出另一副如此贴合林肯英雄气质的身板了”。

　　和1942年为了突出马背上的墨索里尼“更加高大英勇”，而消除掉了本来存在的牵马人照片一样，这样的小改动在历史政治的虚构中，只是近乎玩笑的小事。更多的时候，虚构的身份是历史的橡皮擦，那些重复过、不干净、不愿看的东西便在擦除中消失殆尽。权力的转移更迭、政治的跌宕起伏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撰写我们所看到的真实。

　　“虚构”本身并不算一个贬义词，但是当它出现在政治中时，大多数时候就等同于“政治阴谋”或者“政治欺骗”。

　　每一段虚构的现象后面必定有另一段真实的原因。倘若你有心去探究竟，就会发现表象不过是一根看得见痕迹的线头，顺着它抽丝剥茧，展现出来的庞大的权力内部，利益和纷争，得势与失利才是对应的根源。纳粹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曾深得希特勒赏识，他是希特勒竞选时的有力臂膀，柏林焚书运动和屠杀犹太人事件也是他担任执行导演，然而这个“创造希特勒的人”却在1937年时，被发现从一张合影中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当时戈培尔正在和一位叫巴洛娃的演员闹婚外恋，希特勒非常不满甚至愤怒，强行干涉此事。根据戈培尔后来的日记中反映，那段时间是个危险期，种种迹象表明事情的严重性，他甚至差一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