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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位“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女性艺术家，以她们的自画像描述着时代，勾勒了她们在动荡年代中的成长与觉醒。

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

　　“这次展览，将让人们看到中国女性的百年心灵史。”陶咏白在展览《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的开幕式上如是说。她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与艺术评论家贾方舟一起，指导了整个展览的准备和举行。

　　这次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的展览中，人们可以看到从民国到当代，一共76位女性艺术家的150余件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批现代女性艺术家开始崭露头角，在展览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那时开始至今的中国女性艺术的脉络。其中展出的蔡威廉(蔡元培之女)、方君璧等民国女艺术家的作品，尤为珍贵难得。

　　女性自我意识之沉浮

　　姚玳玫教授是这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在她看来，中国现代第一批女艺术家是 1929年4月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全国美展上集体亮相的。“她们对肖像或者说自画像的热衷，特别引人注目。”自此之后，这种自我画像/塑像的方式，一直为女性艺术家所青睐。即使是在“个人主义”被全面根除的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女性艺术家的自我形象仍然隐藏在各类女性形象之中”。而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女性的自我表达全面复苏，增长得非常迅速，样式也极为丰富，以至于最近几年的女性艺术家作品，虽然仍然以自我为表现对象，但第一眼看上去绝对和“自画像”这个概念关系不大。

　　在灯光并不那么明亮的暗红色展厅中，从20年代的女艺术家们的作品开始看起，那么多密集的脸看着你，或逼视，或低眉，或漠然。今天再看那时的画作，觉得她们离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那么遥远。“出国去西方留学的女艺术家，是最早具有女性意识的画家。”陶咏白认为，“自画像是对自己的认识。”而以今天的目光来看，第一届全国美展上那些齐刷刷出现的女性艺术家，有着非凡的自我表现力，在当时也属十分大胆。

　　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新中国女性是和男性合谋，男女都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铁姑娘的形象。”陶咏白指出。在那些年代里，人们所熟悉的女性形象是健壮、不甘落于男性之后的，尤其要摒弃传统的女性自我意识。“自画像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在这一时期基本不再被提倡。但艺术家们还是努力在新时代女英雄身上注入自我的身影，或者是将自我想象为一名新时代的英雄。”姚玳玫认为，即使是那个时代，女艺术家们也努力在作品中体现对自我的守护，“比如王霞的《海岛姑娘》”。

　　改革开放之后的女性自我表达，在姚玳玫看来，分为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以及2000年之后两个阶段。“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自我’意识在女艺术家的作品中，开始慢慢抬头，但大规模复苏则是90年代之后。到了2000年之后，不论是表现的形象还是表现的媒介，都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变化。”而她们与男性艺术家的着力点也很不同，以画自画像最为著名的女艺术家之一喻红而言，她所画的历史时期中的自己，和那些喜欢以自己的形象作为主题的男性艺术家们就完全不同。“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时期，女性意识回归了，她们走向性别的自觉，积极地认识自我、寻找自我、解放自我，开始了一番有性别特色的艺术天地。”陶咏白这样总结道。

　　动荡年代的不同际遇

　　1929年4月，当时的民国教育部在上海普育堂举行的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有20多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参展。这些女性，包括了潘玉良、王静远、蔡威廉、何香凝等。

　　她们中，有不少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她们的作品首次向国人展示了‘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女性艺术家的规模和实力。”姚玳玫说。

　　1929年5月，在《妇女杂志》的第十五卷第七号上，金启静撰文写道：“女性，是美神的宠儿，其适于美术，确有天赋之特殊本能，所谓‘女子一生爱好天然’，实在可说，‘一生爱美是天然’。”金启静还记述了当时人们对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反应，“凡去参观的人均有深刻的印象留于脑际，就是潘玉良女士丰富而坚实的色粉画、蔡威廉女士劲健而伟大的几幅肖像画，以及王静远女士工细的雕刻人像。凡往参观的鉴赏家，莫不异口同声。惊骇这次国展，竟出于意想之外，被女性占了相当的优胜”。在姚玳玫看来，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艺术家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民国，更是涌现出了方君璧等女艺术家，她们在艺术院校中任教，也是开风气之先。

　　如今回首看她们的际遇，也许会唏嘘不已。蔡威廉是蔡元培先生的长女，少年时在比利时和法国接受美术专业教育，回国后与巴黎大学毕业的丈夫林文铮一起在杭州艺专任教。吴冠中先生曾回忆她，“她没有在教室教过我，不相识，我只远远以尊敬的眼光看她。”抗战期间，杭州艺专与国立艺专合并之后，蔡威廉和丈夫双双失业，虽然后来丈夫在西南联大谋得教职，但家庭负担甚重，生活困苦。1939年5月，她因“产褥热”而逝世，在她女儿的追记中，她的绝笔是“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与她交往甚笃的沈从文，曾经这样评价她：“真真在那里为艺术而致力，用勤苦与自己斗争，改正弱点，发现新天地，如蔡威廉女士那么为人，实在不多，末了却被穷病打倒，终于死去，想起来未免令人痛苦寒心。”她去世后，画作大多散佚，如今传世很少。

　　也有动荡年代中的幸运儿。比如方君璧，她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声洞的妹妹，1920 年作为第一个中国女学生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4年她的作品《吹笛女》作为第一位中国女性的作品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引来众多关注。她回国后曾在广东大学执教，抗战结束后还在上海举行了大规模的个人画展。1949年后，方君璧移居海外，1978年被邀请在中国美术馆做个人展览，1984年巴黎博物馆还举行了她从画60周年的回顾展——能得到如此多的殊荣，在女艺术家中实属凤毛麟角。她一生专注绘画，也没有被时代和人事碾压，1986年因为登山写生，不慎摔伤，病情恶化不治去世。

　　萧淑芳的经历也许是这两种极端状况的中间，她经历了旧时代与新中国，在每个时代都有丰富创作。北京大学的朱青生教授这样评价她的一生：“她曾用自己的一生，积累着妇女通过艺术追寻幸福的经验。”这次展览本身就是在她的百年诞辰之际，得到萧淑芳艺术基金会的支持而最终实现。而还有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则在时代中辗转，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里。(文/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