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戴西(Mike Daisey)有些胖。在自2010年起创作并巡演的即兴单口剧《史蒂夫-乔布斯的痛苦与狂喜》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of Steve Jobs) 中， 他通过揭露富士康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劳工待遇，号召观众抵制血汗工厂，完成了一场行动主义剧场 (activist theatre) 。

麦克-戴西

　　就戴西的特定表演模式而定义，这个行动主义剧场在维持剧场演出模式的基础上，关注现实、上演具有政治意识的戏剧，以鼓励观众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在剧场外以行动改变社会。戴西的行动主义剧场并无戏剧“行动”：接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戴西坐在舞台正中一张大写字台后，全然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他那铿锵有力的元音辅音、时而咄咄逼人时而促膝谈心式的眼神手势、插科打诨又醍醐灌顶般的论点论据，令整个剧场被这副“沉重的肉身”所控制。舞台上，只有背景灯光在几根LED灯条中沿着最规则的几何走向时而闪变，其余的是一如既往的陈设：几页写有提示的白纸，一条擦汗的手帕、一杯水。

　　在这个过分干净简单的舞台上，戴西是上帝、是小丑、是为劳工维权的斗士。再有，在号称“诚信至上”的美国社会，他也因此戏被视作一个骗子。

　　戴西：一个著名的大嘴巴

　　《痛苦与狂喜》一开场，戴西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不折不扣的“纯苹果爱好者” (Apple Aficionado)。他信徒般地膜拜乔布斯每每超越消费者想象力的极限，称在使用苹果薄本前未意识到居然需要拥有一个薄到可以拿来切三明治的笔记本。他眉飞色舞地炫耀自己如何擅长把MacBook Pro拆卸成43块，用罐装压缩空气除尘除菌除油水，再将它们整整齐齐地装回原样。

　　忽然，戴西话锋一转：在一张留在iPhone中测试相机的照片中，他看到了一名制造手机的中国女工。在那戏剧性的转折一刻，他开始思考、怀疑，然后不由分说地在叙述中将观众带到深圳富士康的门口。面对那些早九晚五、冲乔布斯才挤出下班或周末时间、并花上几十美元走进剧场的美国上班族，戴西耸耸肩——“没错，我就是要给你们讲个血汗工厂的故事。”

　　戴西在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长大，大学本科美学专业，毕业后靠打临时工谋生。他做过销售员、维修工、前台接待、中学教师，在互联网高潮期加入亚马逊。在那里工作3年中，他热血沸腾地献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像一只忠实的老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狗一样的21年 (狗活1年相当于人活7年)，最后在一张排列着部门员工工资、股票选择权和成交价的表格中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最底端……退出亚马逊后，戴西把自己爱过、痛过、信仰过的日子写成单口剧，题为《21个狗年：在亚马逊打工的日子》，标志着他舞台生涯的突破。

　　纵观戴西10几部单口剧作品，可粗略概括出一种以见证为基础，在狂喜和痛苦、痴迷与觉醒、造神和破神间疑惑、转向、质问的模式。2005年，他以流行棋盘游戏模式作为隐喻，在作品《大富翁》中揭露美国几大垄断企业间的竞争与角力。在2008年创作的《戏剧如何搞垮美国》中，他讥讽美国剧团商业化制度化中的奇人怪相。戴西强调他的表演是文本之上的即兴，在每场演出中都尝试用不同的叙事和编排令观众的期待和预设破产，由此激发思考与行动。观众有时也令他的期待破产。于2007年上演的《不可战胜的夏天》某场售罄的演出中，几十位来自某基督教中学的观众集体退场以抗议戴西频繁使用脏话。但似乎没有什么会真正阻止戴西：他继续用他的大嘴巴大块头挑衅、号召，临场发挥，不计后果。

　　“解密”乎？“正义”乎？

　　在2010年之前，一些国家地区对苹果代工厂劳工问题的抗议行动初现端倪，但美国消费者和主流媒体的抗议大潮是自2011年初开始的。从时间上判断，《痛苦与狂喜》的上演与富士康工厂和生活园区一系列突发事件(员工自杀、粉尘爆炸事故、化学污染中毒事件)恰好重合，于是现实为单口剧的传播和接收提供了真切急迫的语境。

　　2012年1月6日，美国公共国际广播电台旗下的王牌节目《美国生活》 (This American Life) 用其第454期的节目时段介绍《痛苦与狂喜》，并播出了40分钟浓缩版，题为《戴西和苹果工厂》。这个片断创下前所未有的88万的下载和20万的在线收听，引起广泛激烈的社会反响。广播剧沿袭单口剧的技术和美学特征，依靠语言塑造和声音传递为听众提供了一个(没有影像依据的)想象空间。戴西的见证风格和《美国生活》的纪实传统都为这个片断打下真实的烙印。播出内容与美国人对中国血汗工厂的预设大致相符，令听众仿佛设身处地，倾听中国工友们的心声、目睹工厂的残酷剥削。

　　戴西鼓励人们免费下载演出他的剧本、将戴西版的富士康故事持续广泛地复制下去。他同时在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体上频繁出现，将行动主义的载体从门可罗雀的戏剧舞台发展到门庭若市的大众媒体，成为抗议苹果代工厂劳工状况的公众人物。2月9日，全球多家苹果店收到约25万人的联合请愿书，要求苹果对代工厂的劳工生存状况作出实质性改善。就此而言，戴西作品的“真实”所制造的震撼力和说服力与消费者大规模的抵制、抗议、讨伐不可分割。

　　正是这期《美国生活》将《痛苦与狂喜》推置到大众传播平台，也由此为戴西行动主义的“正义性” 画上句号。

　　节目播出后，戴西所描述的富士康工厂以及他与工人的互动受到记者和专家的质疑。美国公共媒体旗下节目《市场》(Marketplace)的驻上海记者罗伯-施密茨迅速联系到为戴西富士康之行担任翻译的Cathy Lee/李桂芬，而Cathy的回忆则与戴西的版本大相径庭。《美国生活》将戴西的节目撤下，并在第460期节目中，推出了主持人艾拉-格拉斯与戴西针锋相对，以追究事实真相为中心的对峙：戴西是不是如他所说到访了10家工厂、与几百名工人和几十名工会成员交谈？富士康门口有无持枪警卫？戴西有否接触几名12~14岁的童工？有没有遇到在制造苹果产品过程中因正己烷超标而中毒致残的员工？有没有给一位因冲床轧伤而被开除的工人展示他虽整日生产却从未见过成品的iPad ？戴西又有没有走进富士康宿舍？又为何设置障碍令节目组在1月份节目播放前无法核查事实？节目充满质问和对谎言的愤怒。

　　在主持人逼问下，戴西语速混乱，他一次次长时间的沉默将演播室的气氛降至冰点，而他的“见证”也随即失去意义。戴西道歉却并不认错。他坚持自己忠实于“戏剧”创作，仅仅为了让更多美国人“在乎”血汗工厂而走了捷径，辩解他犯下的错误不过是把戏剧搬上新闻节目。

　　呼吁理性的行动主义

　　今年系美国大选年。民主共和两党紧锣密鼓宣传造势，阐述政治诉求治国理念，对选民做出承诺，而打中国牌则屡试屡验。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里德7月扬言要烧掉中国造的美国奥运会代表团入场运动服装之前，“中国制造”已被打造成一个敏感词汇，一个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位总统候选人相互指责对方外包工作，并许诺当选后把中国“抢”走的制造业工作带回本土。

　　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把生产的不同环节及工序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说“抢”是个伪命题。当政客们清算外包对本土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当消费者每日享受着外包带来的实惠，他们理应清楚在一头研发、一头销售售后的微笑曲线中，“中国制造” 吃的是苦卖的是力，始终处于曲线最底端，赚的是5%以下的零头利润，招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耗费，而价值链上大部分利润仍被跨国公司拿走。倘若包出去既是工作又是合理的劳动规范、报酬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系统，“血汗”自然无踪影，外包的存在也失去意义。就此而言，在美国政客痛斥外包和消费者声讨血汗工厂的喧哗中，多少听出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

　　从这里回到戴西“善意的”谎言。无论佯装道德至上或者信奉行动至上，一批批痴迷于连夜排队抢购新苹果的消费者确实加入了联合签名要求改善代工厂工作环境的抗议队伍，而笔者也一厢情愿地相信戴西行动主义剧场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无论我们看重公民社会的力量，还是强调资本主义针对突发事件和为缓和社会矛盾而作出的自我调节，在接下来几个月中，事实证明一系列事态趋于缓和：比如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披露了其主要供应商名单，并同意让部分供应商接受独立机构的调查和建议；又比如说，富士康在大规模加薪基础上，对几家工厂的休息时间和劳工环境都作出一定的改善。

　　然而，我们真的会在离开剧场或递交请愿书后痛定思痛，不再用苹果了吗？不久的将来，又有多少位美国总统将实现选战承诺，将所有外包的工作包回来，走出一条反资本主义利润逻辑的道路？如果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个更复杂微妙的富士康全景，如果消费者们了解到那些出身中国农村的“90后”们不仅为了挣钱养家、也为了实习、打暑期工、见识、历练等不同生活梦想而投身于“血汗工厂”，挣一份并不低于自己同龄人的薪水时，又将作何反应？换句话说，“中国制造”背后的劳工环境和权益现状绝不容忽视，但必须要看到工厂被“血汗”到“持枪”、“童工”、“中毒”等挑战法律底线的地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们才能调动些许他们的道德判断与同情心吗？

　　行动主义尤其需要理性，因为只有通过启发理性而非煽动情绪的方式才能调动保持独立思考并拒绝盲从冲动的行动者，否则戴西通过编造现身说法而打造出的“有所作为”的行动主义者，又和跨国公司通过谎言或掩盖真相制造出的“无所谓”的消费者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如果“下一个戴西”能够从外包的角度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多个维度，能够讲述富士康的实际工作条件对于来自中国底层打工者的现实意义，能够描述因生产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中国制造”变作“越南制造”、“缅甸制造”的新发展趋势，能够真实理性地为血汗工厂解密，那么这场行动主义秀在煽动痛苦狂喜之余，才能真正引导观众和消费者为杜绝制造“毒苹果”、“血苹果”的社会条件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

　　2012年，戴西卷土重来，在华盛顿的非营利剧场“猛犸象”继续上演《痛苦与狂喜》。与第一个版本相比，他的表演依然夸张，但也有所收敛地把前一版本中最具争议的《戴西和苹果工厂》部分彻底删除，并在剧终强调作品乃艺术性“创作加编构。”“你们何必相信我呢？我就是个骗子！”他又一次自信地挑衅着剧场中的每一员，“但是如果你读报、如果你还在乎……”他稍事停顿，审视台下。这潜台词似乎在说：“一、(我的)戏剧和纪事的区别并不大，请相信我；二、你若还有道德良知，拒绝苹果。”观众，果粉，还有每个对剥削多少有生理心理不适的消费者，又应当怎么办呢？从环境生态问题对苹果公司发动一次次挑战的马军曾经说，“如果你拥有一个苹果(产品)，实际上你就有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去向苹果(公司)做出表达。”

　　这个表达可以是对过度消费的反思：如果我们不追求苹果公司隔三岔五地推出新产品，是不是外包所看重的中国弹性供应链机制也丧失部分吸引力，而工人们在新产品上市前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的状况也可改善？

　　这个表达也可以从对环境的保护出发：在我们要求持有光鲜亮丽的高科技玩具时，为何不同时要求我们生存生活的环境也一样具有质量保证；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拒绝以污染和毒害环境作为消费代价，由此扼杀那些作为环境杀手的苹果代工厂？批判性地“拒绝苹果”的表达也可以进而转变为对“中国制造”这种粗放式生产模式的拒绝，那么我们又有无可能通过改变自身生活习惯消费习惯而影响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的转变？

　　希望这些《痛苦与狂喜》没有作出回答的问题，成为下一场行动主义剧场的起点。(文/庄稼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