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品

　　演奏音乐的人与听音乐的人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不只来自人们对于声音的理解能力，它是一种“分享的仪式”，人们在相同的声音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

　　英国版《Q》杂志曾有一篇报道，标题是《50个必看的现场乐队》，在相关网站的一篇评论中有读者写道，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些乐队的现场，我只能说你还没有真正被他们的音乐所打动，现场的音乐是“化学式”的，乐队成员间的“化学”、观众间的“化学”、台上与台下的“化学”，这些“化学”使音乐变成一种情绪的交集。

“刘索拉与朋友”乐队

　　第一次亲临摇滚乐现场，还是在北京三里屯南街的“17酒吧”，那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跨年的时候PK14乐队正在唱《蓝色的月亮》，多数观众坐在椅子上喝着扎啤，场地里零零散散地站着一些人，他们在舞台跟前晃动，偶尔有几个“老外”跳着一种随意的舞蹈。彼时，很多人还不知道应该怎么看现场演出，台前那几个晃动的身躯仿佛比演出者更能引起注意。

　　2002年，我在悉尼的摩尔公园见到了绿洲乐队，现场两万名观众合着节拍跳跃，与乐队从头唱到尾。乐队的摄影师吉尔(Jill Furmanovsky)曾向我回忆道：无论这支乐队走到哪里，阵容如何，场地中的所有观众永远保持着相同的情绪。这种一致像是一种“化学剂”蔓延在所有的演出现场中，无论这支乐队走到哪里，都能体会到那种“曼彻斯特式的化学”氛围。吉尔曾跟随过Pink Floyd、Ramones等乐队的巡演，她告诉我，即便是个30厘米高的舞台，都会使演奏者兴奋，演出使一支乐队具有生命力。

　　几年后，我在北京海淀公园、朝阳公园的音乐节现场，突然意识到中国的音乐现场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听到各种风格的音乐，从“金属”到“乡村”应有尽有，歌词也常常以英文形式出现。那些时髦的“70后”、“80后”青年，将音乐节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包容性”与“中国元素”的盛会，此时的舞台，变成了一种展现中国现代音乐的广场。

　　“思想·广场”与这种舞台有些相似。9月中旬，《三联生活周刊》与UCCA制造了一场时长两天的文化节，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有音乐演出，还有与音乐相关的讲座和话剧。像是在探讨，在音乐逐渐失去吸引力的时候，音乐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魔人布欧”非洲鼓乐队在文化节上演出

　　15日

　　15日晚19点，一支非洲鼓队首先登上了舞台，《Dennadon-Mendiani》、《Kassa Djibo》、《Sunun-Diansa》是他们的表演曲目。从曲目名称的发音即可看出，这支鼓队的主体语言更像是一种“节奏密码”。作为开场乐队，谢驭飞与他的队友用极具非洲章法的鼓点声制造出轻快的节奏与简短的唱句，迅速将现场的观众置入到一种“原始”的情绪中。谢驭飞给自己的非洲鼓俱乐部取名为“魔人布欧”，这个人物来自日本鸟山明的漫画《七龙珠》，魔人布欧俱乐部作为北京最早的、规模最大的“鼓圈”(Drum Circle)，一直以强调包容、协作、自由、回归以及和平、快乐的态度将非洲节奏融入到现代生活中。

　　接下来，来自广东海丰的二人组合“五条人”登场，他们用海丰话来演绎民谣，唱的内容往往来自他们熟悉的县城生活的记忆碎片，或是一段故事，或是对南粤的某种感叹。这支从2003年便开始用方言记录乡野的组合，用吉他、手风琴，懒洋洋地唱出广东土著的市井生活。

　　之后的The Money乐队则以“过时”的老摇滚翻唱为主，三位“80后”成员均来自不同的杂志，他们是听着打口盘成长的一代年轻人，“音乐是他们的信仰”。乐评人颜峻曾经这样形容“打口一代”，他们是创造边缘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顽强生长的一代，抗拒和挣扎的一代。事实上，现实中的他们更加多元也更加模糊。颜峻在1999年出版的《北京新声》一书的扉页上印着“献给打口的一代”，而今天的摇滚乐已不能像90年代那样获得同样的关注，但是它仍旧延续着某种“挑衅”的方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TheMoney”的现场中听到了“20世纪少年”、“俄罗斯轮盘”、“KKK带走了她”这样的声音。

　　Sainkho Namtchylak与李劲松的合作最初开始于2006的草原音乐节。Sainkho生于图瓦共和国，她的祖先是游牧民族，Sainkho自小学习歌唱，也曾组过民谣摇滚乐团。成年后赴莫斯科学习声乐，除了学习图瓦族的传统的呼麦(双声唱法，Throat Singingkhoomei)外，她也学习了包括喇嘛与萨满巫教的传统声乐技巧。

　　今天的Sainkho居住在德国。2002年，由德国女导演埃丽卡·冯·默勒(Erikavon Moeller)执导的纪录片《Sainkho》出版，喜欢音乐的人对Sainkho的生活有更深的了解。那一年，Sainkho获得家乡图瓦共和国颁发的“20世纪图瓦最具创意成就奖”。于是，开始有人拿她与冰岛那位女歌手比较，或把她看作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MajaRatkje一样的人物。Sainkho的试验尝试是从1989年开始的，她的试验性音乐也是从她的乐队编制开始的，那时她开始涉足欧洲前卫即兴乐界，并学习更多元化的发声技巧，试图挖掘呼麦与其他音乐风格融合的可能性；同年，她与苏联前卫爵士乐团Tri-O首次合作，Tri-O为她的音乐提供了试验的雏形与可能性。Sainkho与Tri-O像操纵摇滚乐团一样，将她别致的呼麦女声以及充满异国神秘气息的表演带给观众。不过，对于Sainkho本人来说，她只是需要即兴音乐来表达她自己。

　　当晚，当新裤子乐队跳上舞台的时候，已经将近23点了，此时，观众走了一小半儿，主唱彭磊说：“留下来的都是最‘牛’的。”于是台下开始“躁”了起来，坐在前排的观众也站起了身。《你就是我的明星》是“新裤子”的开场曲，合成器电子音乐与流行朋克节奏一度是北京摇滚现场最熟悉的声音。当然，“新裤子”也尝试过不同的音乐种类，从雷蒙斯式的朋克到电子流行，这支乐队创造了一种自我映射的方式。在“新裤子”的音乐中，反映常常伴随着模仿、讽刺以及不确定的表演，而这种方式又刻意地忽略了摇滚音乐的限定。

　　《我们的时代》是全场的收尾曲目。记得200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愚公移山”的演出，当时的阵容还是彭磊、庞宽和刘葆，当第一个贝斯音响起来的时候，几乎现场所有的人都叫喊着冲向舞台的最前沿Pogo，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年轻人又听到了那个诞生在90年代的“呐喊”。《我们的时代》的歌词，与王朔对于90年代的描述有些相似——“那是一个让人充满幻想、盲目和充满恐惧的时代。这种新的思潮看似浅薄、自大、试图去掩盖混乱心酸的现实，却缓解了人们对于现实的焦虑。”

　　在一小部分人的合唱声中，15日的演出落幕了。

　　16日

　　16日有两场关于音乐的讲座，第一场题为《音乐与土地》，演讲人是朱哲琴，她给大家播放了自己在黔、滇、疆、藏、蒙等地采风时的音乐见闻，以及为“世界看见”项目采集到的民间音乐，在她看来，声音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思考的结果，大自然的声音应与当代发生联系。她的观点在傍晚的范竞马与欧阳江河对话中得到了某种呼应，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与诗人欧阳江河的对话主题是“用西式唱法唱中国歌”，范竞马希望能把中国民歌中的精华，改造成与法国香颂同等层次的中国雅歌(雅唱)。范竞马认为，歌者应该忘掉现实社会、忘掉你周边的事情，然后去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与此同时，原苍蝇乐队的主唱丰江舟正在另一个房间制造另一种声音，他的多媒体话剧以“微连接2012”为创作主题，探寻比生物及机械逻辑更复杂的思想意识，试图勾勒出一条连接时间、空间、精神、物质和意识起点的线索。

　　16日的晚上是属于刘索拉的，之前一天，刘索拉以《对声音的反省》为题做了一场演讲，以音乐实践的录像片为例，讨论如何从别种文化中得到对本土文化的启示；反省当代本土文化教育的局限和宣传文化对思维的伤害，且如何在音乐实践中找回演奏的灵魂。在她看来，包容度和即兴意味浓厚的当代音乐像是一种创作笔记，她在创作中完成了对于音乐的反省。

　　次日，刘索拉用音乐现场再一次诠释了“反省”。“刘索拉与朋友”这支乐队是一支具有“摇滚精神”的当代音乐乐队，他们不仅拥有一流演奏技术，且乐感很好，又有个性，这个集体演奏时能量很集中，“唐朝老五”的出场给刘索拉的音乐带来了更多的意外，他用箱琴的演奏技法模拟出类似古琴的音色，为“伯牙”一曲伴奏。

　　当我们说起中国的现代音乐时，通常会有两种解读：要么是强调对西方音乐的某种借鉴，要么便是强调“中国元素”。两种观点，时常对立，而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相通的关联与可能性，并不冲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系高伟云(Jeroende Kloet)教授认为，在某一时期，中国音乐强调了“中国元素”，而另一些时期，却更加关注国际元素。“民族”与“世界”间的相互矛盾，无形之中将这两种音乐分割开来，这种观点，导致了西方过去总是关注于中国现代音乐中的“中国元素”。

　　在“文化·广场”有关音乐的项目中，艺术家们展示了不同的音乐气息，由于这种多样性，我们对于音乐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判断，也就多了一种恰当消化各类音乐的方法。在这些公共广场中，我们听到了宣讲、经验的分享，也看到了沉默与思考和怀疑，这些多元的反应，延续了音乐生命力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