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品

　　“日本自杀人数，连续8年每年超过3万，约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倍，谨以此片献给含泪活着的人们。”这是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旁白。

　　2009年11月28日，纪录片《含泪活着》在东京“波罗的海9”电影厅首映，该影院售票厅内，《含泪活着》海报的留言板上贴满了观众的观后感，海报中的三个人为主人公丁尚彪一家三口。

剧中主人公丁尚彪夫妇再次要面临分别，夫妻俩强忍着泪水的剧照。

华人导演张丽玲

　　该片讲述了中国男人在海外的一段奋斗史，是华人导演张丽玲《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系列纪录片的完结篇，拍摄耗时10年，辗转美国、日本、中国(上海)。2009年11月，《含泪活着》在日本院线首映，许多观众含泪看完影片，从未做过宣传却夺得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

　　遗憾的是，这部影片从来没有在中国正式公映过。不过，今年8月13日和14日，《含泪活着》将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真实第25小时》首播。

　　《含泪活着》故事里的主人公丁尚彪，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上海男人，从他身上，能够读到这样一组数字和信息：丁尚彪，上海知青。1989年，用5角钱买了一份日语学校资料，学校学费42万日元，于是怀揣女儿能拥有好的教育的梦想，他35岁离开妻儿，负债赴日留学，因黑户打工，15年间从未回国，赴日7年后得见女儿，见面时间不到24小时；赴日13年后得见妻子，见面时间不到72小时；丁尚彪在片中哭了3次，前2次都在同一列轻轨上，分别送妻儿离开，最后一次是离开日本的飞机上，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任务完成了，女儿顺利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时，他已经50岁，头发稀疏、门牙脱落，腰背不直。

　　在前不久上海纪实频道举行的首播新闻发布会后，重新回忆起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幕前幕后，本片导演张丽玲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依旧感慨不已，“那时候的我们，虽然身无分文，但精神上却是富有的。我们总是在执著地奋斗着，并时刻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呢？你总可以再努力一些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现任大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丽玲于1989年赴日本留学，自1995年始，张丽玲自费拍摄记录留日学子和华人奋斗历程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共采访了300余人，跟拍了66人，最终剪辑成10集，掀起了空前的感动潮。

　　张丽玲和系列纪录片中的《小留学生》一片，荣获日本奥斯卡“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中的“最佳策划”和“最佳纪录片”两个奖项。张丽玲告诉记者，“富士电视台从未在黄金时段播出过中国(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节目，当时社长对我说，只能试一集，我就选择了《小留学生》，没想到反响那么好。”

　　富士电视台应观众的要求，破天荒地重播5次纪录片《小留学生》。而包括《含泪活着》在内，日本富士电视台共播出了4部张丽玲制作的系列纪录片，每部作品的收视率都不错，最高的突破了20%。在日本，有一半以上的人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而片中中国人的顽强形象扭转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富士电视台制片人横山隆晴说：“这部纪录片表现的精神气质和感人情节，在我所知的日本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中，还没有能与之比肩的作品。”

　　“其实日本人的感动和赞扬都抵不过故乡的亲人看到这部片子的感受，我真的希望亲人们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在海外顽强奋斗的。”这也是导演张丽玲拍摄整个系列纪录片的初衷。

　　“现在的留学生不如我们那一代执著”

　　东方早报：《我们的留学生活》获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拍？

　　张丽玲：现在的留学生跟以前的留学生完全不一样，每天就是学习，也就没有故事可以让我去拍。前几天，有个大学生问我对他们有些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现在学习量和知识储备量都比我们那时候要多，我们都不如你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执著”。

　　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能让我们执著的目标，这一点，在现在的孩子身上是缺乏的。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无奈，我出国的时候，国家还很穷，我们也没有钱，当时中国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还不如在日本打半天工的钱，任何事只能靠自己，如果不拼命，就没有明天。

　　现在的留学生，学费都是父母交的，都是在国内学好了语言再出去，我们当时一句日本话也不会就出去了。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去超市买了一碗方便面，竟然把干燥剂当成调料放了进去；我们当时都三十好几了，把家庭孩子都放弃了，一个人拎着七八个大箱子只身来到日本，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可以勇往直前。现在的孩子很容易放弃，有的父母把所有的事情都替孩子搞定了。

　　拍摄纪录片并且思考人生

　　东方早报：你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只有28岁，是一个公司白领，白天依然要做跟啤酒原料有关的事情，这样执著拍摄纪录片的原因或者说动力在哪里？

　　张丽玲：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会失眠，一直思考，一生该如何过？到了日本，我更加会去思考，人迟早都会死，为什么还要那么努力？

　　我父母经历过“文革”，而我所了解到的“文革”都不如他们所讲述的那样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去日本，见到了这样一群留学生，他们也正在经历着这样一段历史，我更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不记录它，我就觉得很遗憾。日本公司其实不允许公司员工业余做其他事情，但当时我所在的公司的负责人知道我拍纪录片，就对我说，“我们有66个人，如果他们看完了，有一个人反对，你也不可以再拍摄了。”后来他们看完了非常感动，没有一个人反对，非常支持我，我可以每周上班三天，剩下的时间用来拍片子。

　　东方早报：打动普通人也许很容易，但你说服了当时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制作人横山隆晴，以一个小职员的身份？

　　张丽玲：其实见了第一面，他就觉得我是个怪女孩，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派人跟着拍我。可能他有个私心，如果我拍失败了，他还有一个以我为素材的故事可以放。当时他问我，你要拍多久？我说一年，因为我得边打工边拍，这样的强度下，我顶多撑一年。于是他资助了我一年，只派了些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一年后，他打电话问怎么还没完，说要来看看，于是他跟了我一天，到了凌晨两点钟收工的时候，他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恨不能鞠躬鞠到地上那种。他对我说，“我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我在帮你，其实我一直在害你！”因为他给我派来的，都是帮不上我的人。他起初认为我只是个小女孩，心血来潮，玩玩而已，没想到我是玩真的。后来他们一直跟着我拍了7年，这部片子最后叫做《来自中国的瑰宝》，讲的就是我拍摄的幕后故事。

　　主人公的精神感动日本人

　　东方早报：片中你剪掉了丁尚彪回国出关的镜头，他15年没有不良记录，办理人员很惊诧并决绝地将他放行，但这段剪掉了？

　　张丽玲：老丁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日本社会环境很乱，日本人见到中国人都很怕，对中国人印象不好，所以看到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待了15年，是个黑户，居然没有一次不良记录，他们觉得这个人真的太让人佩服了。这个镜头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认为不能把所有内容都毫无顾忌地放进去。把他公布于众，对于他就是负面的。我拍过一集叫做《国际婚姻》，还有一集《陪酒小姐》，这些东西一旦放出来，这些人还怎么回国见自己的父母。所以，纪录片依旧有良心上的取舍。

　　东方早报：丁尚彪回国前去了他15年前最初来日本时的那个北海道学校，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行为，那个学校骗了他，他逃了出来，可是在他离开日本前，却诚心前往那个学校去看看，苦难让他更加宽容和自信。

　　张丽玲：没错，很多日本人在看完这个镜头之后，都很感动，他们认为丁尚彪是他们看到的那种久违了的拥有高尚品格的人，并且是中国人，这让他们很震惊。他们真的会给我写信，告诉我，本来因为些小事儿要自杀，后来看了片子后放弃了念头，并且他们由此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印象，因为老丁身上的隐忍、坚强、执著的精神都令他们感动不已。

　　留学一代对家庭的付出与亏欠

　　东方早报：中国几代人的“留学梦”初衷截然不同，像丁尚彪这样漂泊海外，造成家庭骨肉长期分离，虽然是为了下一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孩子缺失了家庭式教育，你怎么看？

　　张丽玲：最初孙中山那一代人真的是怀揣救中国的理想出去留学。后来的人，梦想不尽相同，不管是为了什么，只能以留学的名义出去。我们本身经历过变革，深知任何一场变革影响的并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所以我会找到像张素(《小留学生》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一代；而像丁尚彪这一代人，更多的是想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丁尚彪一家人的命运靠他来改变，他的同事有的在中国都下岗了，他并没有抱怨时代，而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打拼，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便他现在去了美国，也根本闲不下来，听说他又找了工作，一个月赚3000美元，再干10年，就可以拿到美国的养老金，减少女儿将来的负担。我觉得老丁很伟大，他让我想到了我的父母。

　　纪录片就是强大，它思考人生，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你可以给他看一部纪录片，然后就能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跟你成为朋友，因为每个人接受的那个点都很不同。很奇怪的是，你有了经历之后，再看时又不一样。

　　东方早报：有人看后觉得，如果要一家人这样分离，还不如苦在一起。

　　张丽玲：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如果我的父母这样对我，我就要自杀了。何况有些孩子成绩并不如丁晽(丁尚彪的女儿)那样好，你再努力，他们也考不出。

　　东方早报：那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坚持做这样的选择吗？

　　张丽玲：我可能会坚持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给孩子的最好的资产，不是房子、车子或者是其他的有形资产，而是该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如果我作为父母，不能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可能也会跟老丁一样，但是会不会完全那样，我不清楚，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