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已经引起不小风波，不少不买账的网友直呼“标题党”，如今，5年后，刘震云又一本名为《我不是潘金莲》的长篇小说新鲜出炉。刘震云，性别，男，当然不可能是潘金莲了，那么他用这样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究竟是内容大于形式还是形式大于内容？

刘震云

　　细读这本标题有哗众取宠嫌疑的小说，发现刘震云还是刘震云，机智、犀利，标题有没有耸人听闻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刘震云的叙述方式，深入观察和剖析这个国家与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的方式，一如往常。

　　所谓“我不是潘金莲”，乃是因其写作的是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20年。

　　人民，需要话语权。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不同的是，这本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

　　他说：“我是一个书生，弱势群体，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通过‘编瞎话’能够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以一个这样的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10来次，甚至20来次通过出书的这种途径，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

　　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

　　《南风窗》：据说这本书的原名其实是《严肃》？

　　刘震云：对，《我不是潘金莲》在新浪连载，我去看网友的留言，阅读过这本书的说这个名字起得不错，还没看这本书的人觉得这名字不咋地，其实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好几个备选。比如：《严肃》，还比如：《很严肃》。可是我一跟出版社一说改书名，他们就急了，他们严肃地跟我说：“你想改名字这事儿本身就很不严肃！”

　　《南风窗》：那为什么没叫《我叫李爱莲》？

　　刘震云：我很久之前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塔铺》，这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叫李爱莲，我对这个人物很有感情。在《塔铺》中，李秀莲是纯朴的乡村少女，30年后她已经步入中年，我在想，她会经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个对我而言感情深厚的人物是《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李爱莲是农村人，小林是个城市人，从农村来到大都市。小林在《一地鸡毛》还处在一个比较单元的社会结构中，一个相对简单的权力结构。中国社会结构从单元变成多元，权力结构之上还有金钱结构，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小林变成了老林。街上有四五十岁的人挤公交挤得满头大汗，皱纹里满是艰辛。我想写李爱莲时，她的妹妹李雪莲出现了，我想写中国社会的逻辑：一件事经常会变成另一件事，直到变成8件事。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边，那我就先写李雪莲吧。她家的家务事渐渐变成了国家大事，牵扯太多的社会面，从而把中国的生活都搅动起来了。

　　《南风窗》：我怎么觉得李雪莲和秋菊有点像，都是特别轴地要讨个说法。

　　刘震云：不，她们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秋菊一路上遇到的事情和李雪莲遇到的事情不一样，秋菊遇到的事情是多大就多大，李雪莲遇到的事情一直在变化，开始是一件家务事，和丈夫离婚，但很快变成了村里的事、县里的事、大会堂的事。是一件不断变化的事。场景非常开阔，一个家务事变成国家大事，为什么？背后的原因在书里面读上一遍两遍就可以找到。第三部分因为李雪莲的告状致使一个县长乃至一串人的倒台。但是在20年后，县长用和李雪莲同样的方式，回去打了一场麻将。一个贪官和一个妇女都是上访，李雪莲是要把事情上告，贪官因为上访而倒台。荒谬的逻辑，最终体现的是社会的荒诞。荒谬的逻辑，只有她有错误，窦娥是各级的官员。李雪莲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荒诞的生活逻辑，遇到的每一级官员，没有一个坏人，都想帮助她。

　　《南风窗》：和《一句顶一万句》相似，《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在路上。

　　刘震云：对，这本书和《一句顶一万句》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在路上。不同的地方，《一句顶一万句》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非常困难，不是没有这句话，而是埋藏了很久，只是没有听这句话的人。为了找到这个人，不惜跋涉千山万水，一定要找到他。这就是里面的主角在路上所做的事情。《我不是潘金莲》呢，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你会发现，纠正一句话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她为了这句话，从村里纠正到了北京，把蚂蚁变成了大象，把芝麻变成了西瓜。由大象再回头追溯到蚂蚁，这就是她的意义所在。

　　《南风窗》：这本书序言有17万字，正文才3000字，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序言和正文的比例方式，您是怎么考虑的？

　　刘震云：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8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事说明白。李雪莲告了20年状，就是为了纠正一句话。当她开始告状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离婚案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出现了其他64件事。这个逻辑本来荒谬，但李雪莲却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以严肃对待荒谬，这样导致李雪莲的告状是失败的。我的结构是，前两章写63件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史为民利用上访，就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目的，以荒诞来对待荒诞，他就成功了。写这本小说是为了探讨生活的底线，看它到底能够多荒诞。生活就像一个深渊一样，荒诞没有底线。台上的人在读一个文件，台下的人也有这个文件，但台下的人还是在认真地记。如果我们到这个位置，也会这样参加表演。在面对离婚案的时候，李雪莲就直接去找村长、县长，她没有法律意识，她更相信人治。真正的生活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

　　写作是不断寻找知心朋友的过程

　　《南风窗》：电影导演冯小刚已经将您的《温故1942》搬上了银幕，您曾经说《温故1942》是您最看重的小说，您现在怎么来看《温故1942》，觉得它还是您最看重的小说吗？

　　刘震云：《温故1942》是我前期写得还算可以的一部作品。现在来看，我之前所有的写作都是一个写作的过程。写作的过程并不是从一个技术的层面来说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写得越来越成熟了，也越来越纯熟了。这种纯熟，我想任何一个经过专业训练，写过很多小说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情节、细节都会越来越准确。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能把握的，我有不同的话要说，包括我的小说里有很多话是有力量的。我这里有很朴实、很真实、也很知心的话，但是我觉得这里最有力量的还是不同的话。我想，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把小说写到知心和不同的话，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面和境界了。这种境界需要一个作者的胸襟和气度，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我的写作是在不断地寻找知心朋友的过程，不同的知心朋友会向我倾诉知心的话。

　　而《温故1942》还局限在写生活的一个侧面。为什么一场旱灾会死那么300万人？这300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就是面对生活的态度，就会是面对民族的态度，也是面对国家的态度。它只是一个侧面。

　　《南风窗》：《一地鸡毛》是20多岁写的，到30多岁更张扬，写《故乡面和花朵》那类作品，到《手机》40岁左右了，一直到现在，感觉是否又不同了？

　　刘震云：我觉得感觉不同是最好的状态，如果感觉相同的话就没必要再写了。下一个活和上一个活是一样的那是什么职业？厨子。一个厨子今天做的鱼香肉丝和昨天的一样，不一样就怪了，但作家不能像厨子一样。

　　更重要的是，不一样并不是故意不一样，如果故意不一样写出来会非常的矫情。如果是那样我就做别的不就完了么，我并不是作家世家出身，我外祖母都不识字。写作给我带来特别大的乐趣，我从来没有在写作上遇到多大的困难，或者在写作时产生多么大的疲劳。我知道我写一部作品就是在与一个知心朋友相遇，有的朋友见面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这样的朋友会让你感到乏味。这样的乏味导致的是人的乏味，最终文学与人的关系也变得很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