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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把故事推到高潮却轻巧地结束了。让强烈的爱情毁灭的只有人物自己。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曾说：“事物并非仅仅由于它是真实事物而像是真实的，还要凭借表现它的形式……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

　　“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未满30岁，当时，我被主人公达萨和阿里萨年轻时纯洁的激动人心的爱情吸引，想知道什么原因让他们分开。”作家余华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文版首发式上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时，谈到马尔克斯对其创作意识的影响。

　　余华说：“伟大的作家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把故事推到一个高潮，却极轻巧地结束了。马尔克斯用精准的细节将达萨和阿里萨的重逢慢慢推至高潮，整个过程写得非常细腻，没有任何遗漏，而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一个冰冷的眼神——就轻巧地结束了。让这种强烈的爱情毁灭的只有人物自己，不可能是外部力量。当你用一个轻建立在重的上面的时候，这个轻比那个重还要重。所以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教给我们的一个，起码是教给作家们的一个写作方法。”

　　昨天，与《百年孤独》齐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文版在京首发，这是继去年《百年孤独》中文版推出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授权正式出版的又一部中文版长篇小说，首发式现场，作家余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西班牙语文学专家陈众议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文译者杨玲，学者止庵对小说题旨和创作方法进行解读。

　　有待完成的现实主义

　　出版于1985年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与《百年孤独》的写作相距二十年。作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左翼”作家，马尔克斯对现实的批判性、试图在小说中穷尽拉美社会动荡变化的现实的诉求始终贯穿其小说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作品中少见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与《百年孤独》中对于“权力”的关注不同，在这部纯粹以爱情为描绘对象的小说中，马尔克斯以从容不迫的叙事和精准丰富的细节定义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和人们借助爱情对凡俗生活的抵抗。而在这个叙说主人公从年少到暮年的爱情故事中，仍深刻地带出了马尔克斯所观察和体认到的拉丁美洲动荡的现实。

　　“爱情和死亡离得很近”，这是作家借人物之口表达的对生死爱欲的理解，马尔克斯写爱情，总是从写死亡开始。《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乌尔比诺医生的好友阿莫乌尔用氰化金气体自杀的事件为开头，一开始便暗示了这是一个有关人生如何摆脱常轨的命题。也许自杀是跃出常轨最为绝对的形式，于是在小说的开端，死亡便与爱情建立了某种宿命般的关联性，而由死亡入手的叙事，也为包括爱情在内的凡俗生活涂抹上虚无的底色。

　　南非作家J·M·库切用“一部带着秋意色彩的喜剧”评述马尔克斯的这部爱情之作，其“喜剧性”的阅读体验与马尔克斯在一次访谈中提及的创作意图十分契合，马尔克斯说：“这是一部爱情长篇。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来个悲剧收场。而我所写的这部小说里，那一对情侣事事顺遂，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感情。我却要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灵巧、从容的叙述方法所带来的阅读上的轻盈感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给人的最为普遍的体验。

　　回忆这样的阅读经历，余华说：“记得我当年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读《百年孤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感受，马尔克斯的叙述太从容不迫了。在《百年孤独》里面他的叙述节奏是比较快的，但是他是细部把握又特别好的作家，他的第一章读完以后，他写医生和他的妻子，他们老了以后的关系，为那块肥皂争吵，而且老了容易遗忘，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它不像《百年孤独》那么震撼人心，但是它是深入人心。”

　　“魔幻现实主义”是谈论马尔克斯的一个绕不开的标签，尽管作家本人曾多次强调自己的现实意味。而反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及此后中国作家对这一命名的认识上的变化，余华说：“假如文学中真有一个主义存在的话，现实主义是最基本的主义。现实主义没有标准的，或者说现实主义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或者说它永远是有待于完成的。每一个不同国家的作家，每一个不同时期的作家们，他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丰富现实主义，马尔克斯也一样。”

　　平常事物中的陌生感

　　大抵被“有着惊人的想象力”之类的称赞所缚的创作者，总免不了努力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己写下的是所见之现实，并非凭空虚构，因为现实总是比想象更惊人。

　　在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演讲中，马尔克斯也曾直截了当地表达过这一认识：“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关于小说的写法，马尔克斯也曾说：“事物并非仅仅由于它是真实事物而像是真实的，还要凭借表现它的形式……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

　　与《百年孤独》不同，《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写法采用的是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谈到这一迥然相异的变化，陈众议认为：“《百年孤独》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是相对雕琢的，从结构到语言是经过十几年的酝酿，遣词造句很有讲究。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完全是率性而为，放开了，恰恰因为放开了翻译起来还挺麻烦的，要把他的神采翻译出来，翻译最难的并不是文绉绉的典雅的语言，翻译当中最难的是口语化，口语化是属于作家个性的，是他那一方水土说的话，实际上最难传递的。”

　　继范晔翻译《百年孤独》之后，新经典再次起用新人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译者、北师大年轻教师杨玲谈到翻译思路时说：“我的基本原则就是直译。因为我觉得如果过多运用汉语本身的成语或者俗语的话，会使原文中很多鲜活的细节失去它本身的色彩，甚至会被消解”，杨玲强调：“我想带给读者的是一点点陌生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很多东西，他之所以成功、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在很多非常平常的事物让读者感受到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也是我尽量保留的。这也是中国读者读外国文学的一种乐趣。”

　　在对马尔克斯的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除开奇异、驳杂的物名，宗教背景是另一个困难所在。杨玲认为，小说的几个重要情节都是在宗教节日上发生，是有很多象征意义的，充满作家的暗示、指射或者讽喻性。例如，主人公阿里萨的第一个情人叫“拿撒勒的寡妇”，拿撒勒是圣经中的一个地名，是耶稣年轻时候生活的地方，如果以别的译音代替“拿撒勒的寡妇”，就会把巨大的讽刺意味遗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