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品

　　《我不是潘金莲》是被刘震云那本2011年获鲁迅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牵着手介绍的。两本书的主角都在路上，一个想要找人说句话，另一个想要纠正一句话，所以成了“姊妹篇”。纠正一句话比说一句话更困难，所以这本小说看似比《一句顶一万句》好读，实际更绕。

刘震云与他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

　　三联生活周刊：我不是潘金莲，是谁？

　　刘震云：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主人公李雪莲没有考虑清楚，所以她才一直为这个话题纠缠了20年，从村里一直纠缠到县里、市里，纠缠到人民大会堂，也没有想清楚的一点。李雪莲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一个思考习惯，容易把一件事扯成8件事，但是特别不善于思考一件事的背后是什么，就更别说8件事背后是什么，特别容易从现象到现象。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人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是这本书真正的主角，第三部分的史为民，他不在别人认定的东西里纠缠，而在自己认定的东西里面得出来一个结论。

　　他和李雪莲就见过一面，就说过一句话，但他们发生了深刻的人物关系。不管是从生活上讲，还是从文学上讲，人物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李雪莲和史为民的就是无形的。无形的关系一定大于有形的关系，对人生的推动，对民族的推动，包括对世界的推动。李雪莲改变了史为民的生活，她对史为民的帮助是非常深刻的，史为民虽然没有当上省长，变成了一个卖肉的，但是他悟透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和道理，知道了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转换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用李雪莲的逻辑办成了李雪莲20年都没能办成的事儿，就是回去打了一场麻将，都是用上访的手段。

　　李雪莲为什么没有想过我不是潘金莲又是谁呢？太严肃了。用一个严肃的态度来对付一个荒诞的逻辑。史为民用荒诞的方式对付荒诞的逻辑，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荒诞逻辑里的人突然严肃了。我不是潘金莲，我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史为民知道，因为他知道了生活中最根本的一点，叫荒诞。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当初《一地鸡毛》里的小林觉得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还重要，这里的史为民是把麻将看得比首脑会议来得重要，这种看似不同于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恰恰来自书中唯一一个能成功跳脱的人。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刘震云：别人看你是谁不重要，你自己看你是谁，这是一点。第二点，总有人设法让你觉得你应该是谁。比如有人说你应该学雷锋，就是你应该变成雷锋。你应该变成谁？怎么样？能不能几亿人变成一个人？这都是别人对你的要求。比如我们说统一思想，这话荒唐么？一个人一个思想，为什么要统一成一个思想，所有人变成一个人？

　　这只是一个原点，还有一个原点是为什么要把你变成别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人变成一个人，这背后的生活的逻辑很简单，想把你的东西放进我的口袋里。首先把你的思想掏了，你的脑子里没思想了。这是特别根本的，是为什么把简单的事儿说得那么复杂，里面肯定有利益所在。有人老说我的小说写实，这个完全是在胡扯，我小说里面的人物一定像贾宝玉一样，是理想人物，像小林那样。我有我的原则，如果一直用别人的世界观生活，那你一定变成了别人，但是别人会给你加码。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生活的价值判断，超过社会和政治的判断。你在书中所想讲述的“生活逻辑”，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

　　刘震云：就是无形的逻辑和有形的逻辑。比如说我们要改变一个社会，特别容易从政治的层面讨论。其实最后会是一个生活的逻辑，生活逻辑背后有时候会是思维的逻辑，这个民族是怎么思维。中国人感性的思维特别发达，理性的思维特别差，不提倡思考。理性思维产生规则，感性思维产生人治。感性思维时间太长了，谁去做理性思维？必须通过文学进行。其实我不是“最绕的”，我特别喜欢的哲学家——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他们就是要绕，因为他们说，我把世界的管道都清理清楚了，上面不就简单了么，没人清理，一下雨不就死人么。我们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老子、孟子基本上都是对人生的感慨，没有像西方的哲学家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光分析了有形的，还分析了无形的。为什么李雪莲只论证她不是潘金莲，不论证她是谁，这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哲学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一开始会让人觉得故事荒诞，但后来发现是现实荒诞，你曾说它是在探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底线在哪儿？或者真的有底线么？

　　刘震云：这个问得特别好，我的意思就是要说它没底线。这个妇女不懂法不可怕，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因为懂法的人、掌握法的人，不讲法。这是最大的冤，是另外一件事。讲法对谁最不利，一定不是对李雪莲，而是对掌握法的人更不利，这是个常识。就像打一桌麻将，事先说好都是我坐庄，其他人肯定说那还有什么好打的呀，这里面一定有另外的，就是利益。这是李雪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可能永远也想不到的，史为民可能也没想这么深，但是有一点他想到了，就是“我不信”，这是他和李雪莲之间最大的区别，不信比信好。我还是想说，这不是一个政治小说，我不是怕说它是一个政治小说，而是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全是这样的生活的逻辑。

　　三联生活周刊：以严肃对待荒诞，李雪莲失败了，以荒诞对待荒诞，史为民成功了，他轻描淡写的一句“玩儿呢”，是你想传达出的一种态度么？

　　刘震云：麻将不是玩儿呢，是史为民对待世界和朋友的态度。开澡堂的老谢平常人品特别差，但是在决定生死的时候说，你怎么能死呢，你死了谁来和我打麻将啊？史为民心里一热，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凉了。他给了我一热，我就要给他一个比热还热的东西：对仗，庄严，事情都到了欺骗党和政府的地步，他不是玩儿呢，不是玩世不恭，是很认真地在生活。故事的主人公又往前走了走，就是董超薛霸，喝着酒合计，回去怎么说，俩人开始编，最后编成功了，俩人特别兴奋说，这么严肃的事儿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的人物王公道、史为民、董宪法等等，名字都特别的直白，于是被很多人解读成是这本书的一个喜感、诙谐的标志，这种说法对么？文中不断重复出现大量像上集回放一样的叙述，有什么用意？

　　刘震云：这些人物的名字没有任何的故意把它荒诞、出现喜剧效果的倾向。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领导人的名字就都是安邦治国的。生活就是这样，什么最幽默呢？生活最幽默，不要加任何的倾向，它就很幽默了，稍微加点儿芝麻盐，味道就过了。有一句广告语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不生产幽默，我们就是生活的搬运工。

　　这个情节的回放，不是纯粹为了读者的方便，上下连接，而是同样的细节、同样的语言，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出现的是另外的效果。就像有的话其实只是一个玩笑，但是在严肃的场合说，它可能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