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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海书展开幕前，陈丹燕推出了《成为和平饭店》，这是她上海系列作品的最后一部。

陈丹燕

　　“上海系列”中的诸多重要元素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做研究，用新闻记者的态度去尊重事实，像小说家那样去描绘，这是我想做的事情。”陈丹燕说。

　　今年8月，陈丹燕文字世界中的海上传奇抵达了和平饭店，并在那里落下帷幕。从开始构思《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今年上海书展之前印刷完毕的《成为和平饭店》，陈丹燕悄然度过了生命中的20年，也完成了她文学世界中重要的上海系列的写作。

　　在上海系列的6部作品中，诸多元素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多年来，作者挎着照相机、带着笔记本，漫游于这座她早已熟稔的城市，访谈、观察与感知，令文章投射出的风情有了根基，风光旖旎而不至轻飘虚无。

　　《成为和平饭店》将历史前置到上世纪20年代。对于一些作家来说，叙写稍远一点的历史意味着要积累大量的史料去构筑作品的骨架，以想象力填充更多细节，令其丰满，让近百年前关于和平饭店的故事在历史记录之上站立起来、舒展开来，亲切可感。

　　当笔下的那段历史早已无法如前几部作品那样寻找当事人时，陈丹燕钻进了图书馆阅读22卷本《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来到伦敦寻找沙逊家族的历史资料、来到博物馆找寻当年遗物；而采访对象也成了历史学家熊月之、李天纲，建筑史学家伍江等。“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做研究，用新闻记者的态度去尊重事实，像小说家那样去描绘，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专访时，陈丹燕说。

　　上海有代表性的建筑不少，民国时期，荟萃于此的名人亦为城市赋予了别样的意味。但在陈丹燕眼中，“没有一座建筑能比和平饭店更胜任来做上海的纪念碑。”这不免让人疑问，为什么是和平饭店？陈丹燕的回应是：“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频道，和平饭店的味道正好与我的频率相合，于是我就听得到声音。”其实在2003年准备写作《外滩：影像与传奇》时，陈丹燕就开始大量收集与和平饭店有关的资料，并在那本书中成为独立一章。后来发现这一章逐渐“长得不合比例”，触发她去描绘的还太多太多，于是产生了为和平饭店单独写一本书的念头。

　　作家的史观

　　第一财经日报：这本书记录的历史和你以往作品相比，时间上更往前探，跨度也较你以往的作品更大，是不是更有难度？

　　陈丹燕： 2001年上海出了 22卷《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王安忆是全部买回家了。我说我家太小放不下，就到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去看。堆起来七八十厘米的记录，我全部看完以后自己做了一个摘要卷。我留下了自己要仔细看的章节，贴个标签第二天继续去看。这个就是我写和平饭店的功课之一。

　　日报：书中的历史学者孟建新贯穿这本书中形形色色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将其理解为写作者，他被放到故事当中去检视那段历史？

　　陈丹燕：你可以这么想，孟建新是有个原型。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不能和你说是谁，因为里面涉及到了一部分私生活。我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认识了大量历史学家，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历史研究当中，他们面对的是大量的没有固定细节的历史。我们面对这段历史，我想的就是上海有一个本土视角、有一个外来视角。当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如果不用感性的视角去写，很容易执迷。

　　日报：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陈丹燕：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写不了这些书，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他们不光用专业知识帮我，还鼓励我，他们说，因为学术书非常小众的，小说可以流传更为广泛一些。给我帮助最大的学者一位是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是伍江(建筑史专家、同济大学副校长)。

　　日报：你觉得他们的帮助仅仅是史实，还是有历史观、研究方式？

　　陈丹燕：主要是史实，历史观我觉得是通过学习靠自己建立的，研究方式也各有不同。他们会鼓励我：搞历史研究的人复原历史细节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恢复“知感”。小说家却可以描述细节，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质感。

　　变化触动书写

　　日报：20世纪90年代，你写了《上海的风花雪月》等几本描摹上海的作品。那段时期，上海作家是不是经历一种姿态的转换，更注重面向本土的写作？

　　陈丹燕：有一种直观上的转变应该说是1992年开始的，那是上海经济起飞之时，这种面向本土的描写是伴随着经济起飞而来的。城市正在面临快速的变化，大家都会对城市原来的风貌有怀念。

　　曾经，上海经历过非常繁华的阶段，在上世纪30年代有过黄金时代。但是我小时候所居住的上海却是一个相对封闭、萧条的地方。这个时候有人向我描述上海曾经的繁华，我是无法深切体会的。但后来，我看到了过去的史料，看到了各种统计报告，才知道当时的情况。一些史料的开放也是在1992年，这些史料给了上海作家很大的刺激，让他们知道上海原先原来经历过这些事情。

　　日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作家兴趣的变化也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世界的变化有关？

　　陈丹燕：城市面貌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年，我们的街区很多地方都成了废墟，很多吊车在城市中挺立。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触动。当年，有些个夜晚，我会独自骑着自行车在街区里走。原先灯火通明、热热闹闹的高架沿线一下子变得黑乎乎了。当时感到震动的不光是我们这些作家，我问了做流行音乐的，做电影的，很多都有这种感触：对过往的怀念油然而生。当时这种剧烈的改变带来的其实是整体性的怀念。

　　日报：你不准备再继续上海系列的写作，是因为当时那种让你触动的变迁已经不复存在？

　　陈丹燕： 不是，剧烈变化远未终结。但我已经写了20年了，想要有一个转变。我就是顺着自己的想法，就到了这一步，自我感觉是到了转变的时候了。让你一件事情做20年，你也会腻的吧？

　　日报：接下来去往何处呢？

　　陈丹燕：现在还没想好呢。可能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最近在做一个“爱飞翔”的慈善活动，给家境贫寒的孩子赠送飞机模型。

　　20年，文字造城

　　日报：6本书也在见证你的一步步成熟。2002年，《上海的风花雪月》再版，你在再跋中写道：“从十年前带着爱意的玩味转化为心中渐渐锐利的失落之痛。” 文字表达的功力之外，对上海的感触也逐步变化。这些东西怎么体现在你的作品里？

　　陈丹燕：这六本全部是大量的采访。这些书都是非虚构的，不然不能做。这个城市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上海的人的确不会哭天抢地，他们只是安静的、淡然的，最多用反讽、比喻来说明问题。

　　日报：是的。你在《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中，写了译文出版社出的白皮书在淮海路新华书店引起人们排队购买，这情形让王元化感动得在街上流了泪。这个细节确实让人感触深刻。

　　陈丹燕：是的。所以虽然说书名是风花雪月，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深刻的、令人悲伤的东西。比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有对当时翻译白皮书的翻译家的采访，比如草婴老师，他们经历的磨难、悲剧让人感到沉重，那批翻译家“知耻”的精神也让人震动。我曾经采访很多老人，一用录音笔，他们的表达就不那么顺畅了，不会说出原来的话了。这时，我就只能边听边用心记，之后再整理出来。记得当时约人到咖啡馆采访，我为此喝了几百杯咖啡。

　　日报：上海风情其实是体现在字里行间，是一种相当本土化的气氛。当你的文字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译介到外国，译者和读者的反应是什么？

　　陈丹燕：好多含义很难翻译出来。比如德文版，当时我们一边翻译一边做阅读会，德文读者好像觉得理解上有困难。有些东西也许是只有当地的人能够感受到。

　　小说还好一点，散文好像更加难。为什么原来欧洲的移民在亚洲引起这种反应呢？ 这个也不是说味道失去了，而是他们本身角度和立场不同。就算是中文版，内陆的人和上海人读起来也是不同的。甚至上海每一个区的人反应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一点不觉得别人的质疑有什么不好，我只是觉得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20年前也遇见很多不认同我笔下的上海的人，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为什么每个人眼中的上海都要是一样的呢？结论就是上海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这也是我写上海的原因。每个人在这里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上海。(文/孙行之)